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上述两种主流观点均未能给出合理的处理方案，究其原因，追本溯源，笔者以为，李某的行为是构成犯罪的行为，所以，才导致了将其归入排除犯罪性行为无法自圆其说、漏洞百出的局面。
从法理上讲，
刑法具有人权保障的功能，即必须防止仅仅把个人作为保护社会的手段，要尊重个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主体性地位。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是承认人的生存权，生命是载体，生命一旦失去，人的生存权一旦被否定，所谓把人当作人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便是国家是否有权依照法律剥夺人的生存权，自贝卡利亚时代就受到质疑：“人们可以凭借怎样的权利杀死自己的同类呢？这当然不是造就君权和法律的那种权利。它们仅仅是一份份少量私人的总和，它们代表的是作为个人利益结合体的普遍意志。然而，有谁愿意把对自己的生死予夺大权奉于别人操使呢？”私人当然更无权侵害他人的生命。如果没有李某的行为，张某是不会杀死自己的妹妹的，正是有了李某的行为，才使他人的生存权被非法剥夺。笔者以为，李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应是无疑。
从刑法规范评价的角度讲，李某的行为构成间接实行行为，李某属于间接正犯。间接正犯，又称间接实行犯，通常指利用他人实施自己犯罪的情形，即利用他人为工具而实现犯罪构成事实。尽管理论上还存在诸多争议，但是所有法律制度都确认了使用工具之实行犯这一制度。不同类型的间接正犯使用的“工具”是不同的，德国通说将其分为八类：构成要件缺乏的行为工具，无故意行为工具，合法的行为工具，无责任能力的行为工具，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不自由的犯罪工具，有行为故意的犯罪工具，有组织的权力机关的行为支配。通过有行为故意的工具实施犯罪，在大陆法系通常作为不纯正正犯，归纳为“利用有故意的工具”的间接正犯。所谓有故意的工具，一般指被利用者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并且故意实施某一犯罪行为，但缺乏目的犯中的必要目的（无目的有故意的工具），或缺乏身份犯中所要求的身份（无身份有故意的工具）的情况。利用这样的被利用者的行为，应认为是间接正犯还是教唆犯，特别是利用无目的有故意的工具能否成立间接正犯存在争议。肯定说认为利用无目的有故意的工具此种情形，利用者与被利用者之间不存在共同故意，利用者成立间接实行犯，而非教唆犯；否定说认为被教唆者具有犯罪故意，证明他在主观上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发生，发生危害结果并非违背其意愿，被教唆者的行为不具有特殊形态的犯罪工具的特点，因而对于教唆者不应视为间接正犯，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为教唆犯更合理些。笔者以为他们争议的逻辑前提错误，即利用者与被利用者之间是教唆关系，因而其争议意义不大。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解，原因有两个：一是对“利用”一词的缩小解释。从词义上看，“利用”一词仅具有强烈的先后序列性，表明某一行为在前，另一行为在后，后行为以前行为的存在为前提；或者某一行为的实施实现了非直接实施行为的主体的意志。但是并不能说明被利用的行为是被教唆而实施的。二是对“目的”一词的缩小解释。通说认为，利用无目的有故意的工具，指利用目的犯中被利用者缺乏该种目的的行为。目的犯是以一定的目的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缺乏一定的目的，该种犯罪就不能成立。有此目的利用者利用无比目的被利用者的行为，实施犯罪，构成这种目的犯的间接正犯。笔者以为，对“无目的”的解释这应进一步扩展，即不仅包括“缺乏一定的目的，该种犯罪不就不能成立”中的“目的”，还应包括被利用者具有与互利用者同类型的，但不是同一具体的目的（或者说，行为对象不同一）。对于后者兹举例说明：A有杀害B的目的，而C有杀害D的目的，A与C都有杀人的同类目的，但是行为对象不同一。A埋伏于B之家门口，C得知后，诱骗D到B家门口，结果A误认D为B，将D杀害。那么，C应属于利用无目的的有故意工具的间接正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