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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更法》云：“法者所以爱民也。”《韩非子·问田》表白说：“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这是在总体上谈论的爱民、利民。那么，爱与利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
《商君书·靳令》：“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什么原因呢？道理在赏与刑相反相成的对应关系上，《商君书·说民》：“刑多则赏重，赏少则刑重”。“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即是说，赏与刑是相互衬托，互相影响的。所以必须少赏，《商君书·壹言》说是因为“多赏以致刑”。赏赐的领域很多，表面上人民可以从多种渠道得到赏赐，实则赏出既多，爵不足以尊，君上对民的尊爵之爱就无从体现，因而应少赏。按《商君书·去强》和《说民》篇，应当是“刑九赏一”，反对“刑七赏三”、“刑五赏五”，更反对“赏九而刑一”，要“利出一空”。而且赏多等于驱民致刑，名曰爱之，实则害之。之所以必须重罚，按《商君书·壹言》的说法，是因为“轻刑以去赏”。刑罚很轻，表面上人民未受很大的伤害，但否定了赏赐，结果，正如《商君书·算地》所云“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但君上对民的尊爵之爱也无从体现。
这很象辩证法，但却是诡辩术。重刑的合理性再一次得到了证明：通过“爵尊”的映照，重刑也获得了“上爱民”的外观。法家惯于赤裸裸，但在这里是装饰了一番的。本来， “赏行则民利”或“行赏，民利且爱”，似乎不成问题，因为按照法家的人性论，这是顺乎人性、满足民之欲求的。而“罚行则民亲”、“行罚则民利”，就颇费口舌了。但在法家手里一变，重刑就成了爱民了。他们要人们看重刑的本质，不要看重刑的表面。这本质除了从“爵尊”折射出来的一面外，还有他们设计重刑的善良愿望。刑罚虽然为民所厌恶，但他们的意图，按《商君书·开塞》所云，在于通过“立民之所恶”，使“民安其所乐”。因为“以刑治则民威（畏），民威（畏）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他们的善良在于使民“以其所恶”而“终其所好”。只要你不犯科条，你就足够安乐的。重刑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都被说成是善良的，是基于“爱民”、“亲民”而达到“利民”的。
韩非也是这套理论，《韩非子·心度》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同样也是那样温情。他还特别有一番重刑之辩。《韩非子·六反》篇说：“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於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靠了“以刑去刑”的托词，重刑就不伤民了。而轻刑则反倒是伤民的了。这套妙论，恐怕当时的民也是难于接受的。贼盗之罪可谓重矣，但在“失期当斩”和“戍死”的夹击下，民众群起而反抗了，实在没有感激重刑的意味。这一层逻辑，法家是想不到的。
五、重刑学说与秦的灭亡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一直奉行法家学说，重农、重战的经济、军事政策和重刑的刑事政策，始终是秦国的国策。变法实行的“废井田、开阡陌”，造成了大量的封建小农经济，增加了生产的绝对量。因而出现了“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的局面。在“訾粟而税”政策下，民的富足与国家富强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同步增长。但“家不积粟”的“上藏”制度，添满的首先是国家粮仓。财力的这种集中保证了秦国在争霸中的优势。但法家理论的片面富国对人民的繁重赋税、徭役的无偿剥削，给人民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中，这种矛盾被掩盖、危机被转嫁，秦国劳动人民遭受着长期的痛苦。秦国统一后，疆域增大，问题涉及到全国范围。因而统一后的政策决定着秦王朝能否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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