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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广泛实行告奸。这是法家胜民制民的主要手段。《商君书·说民》说：“用善则民亲其亲，用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窥者奸也。章（彰）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
兼顾亲人并掩盖其罪恶的，叫做善；只顾自己而监视别人并揭发罪恶的，叫做奸。为着法胜民，宁可取奸弃善。这本身倒并没有什么难于理解的。凡有法律的地方必然有告发。告发是法律得以正常运行的保证。但伴随重刑主义的极端理论而发展起来的告奸，一开始就作为重刑恐怖的孽生儿出现的，它的高度发达只能加剧恐怖气氛。
首先是强迫人们告奸。告奸是人民所不情愿的。《商君书·说民》说：民“恶有四难”。高亨以为，“四难当是指务农、力战、出钱、告奸四件事。”《商君书·开塞》说：“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义”即“善”，是民“合而复”的“亲其亲”。这也是民之所“易”。《商君书·禁使》要求“夫妻交友不能弃恶盖非，而不害其亲。民人不能相为隐。”正表明如同法的总原则一样，告奸之法也是“作民之所恶”的。然而要保证法律的一体遵行，告奸必不可少。因而就有“以好制恶”的举动。不是难于告奸吗？我这里有你喜好的赏赐，《商君书·开塞》云“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不好赏赐的怎么办？《史记·商君列传》记其措施是“以恶治恶”，有重刑在此，凡“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两者合起来，按《商君书·说民》，叫做“刑赏断于民心”，或者说“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是祸、是福，由自己判断好了。
韩非很赞赏这一套。《韩非子·定法》：“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告奸是和什伍连坐紧密联系着的，容不得半点懈怠。《韩非子·制分》对此论述甚详，而且在“人性”、“人情”里找到根据：“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窥）其情者也。则使相规（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倘）有连于己者，理（里）不得〔不〕相规（窥），惟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妄），规（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规（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这一大套基于“人情”、“人性”的心理分析，除了恐怖二字无以名之。如果说法家有什么心理学的话，恐怕都在这上了。“太上禁其心”——作奸犯法的事，连想都不能想一想，都包含在“慎己窥彼”一途了。至于“禁其言”、“禁其事”，早已经被灭绝掉了。《商君书·开塞》中“以赏禁，以刑劝”的命题所代表的告奸理论，就是这样一个高度发达了的告奸万能论。赏之能“禁”，在告奸以止奸；刑之能“劝”，在惩奸以制奸。如果说商鞅是这一理论的提出者和实行者，那么韩非就是这一理论及其实践的热忱的捍卫者了——他以为自己有实践的根据。《韩非子·奸劫弑臣》说：“商君说孝公以变法易俗……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
告奸一实行，就“民莫犯，其刑无所加”，真似乎是《韩非子·心度》中所谓的“刑胜而民静”了！然而，看一看《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律文，并无“刑措而不用”的气象；秦始皇七十万刑徒的杰作，绝非“以刑去刑”的理想境界。一身法家气味的秦始皇做不到的事，秦孝公与商鞅当然也做不到。故而，“民莫犯”，“刑无所加”，托词也。
四、爱民、亲民、利民与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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