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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足民、富民与重刑
儒家多留意民之疾苦。孔子主张“富”民、“足”民，（《论语·颜渊》，《论语·子路》）孟轲要求“制民之产”，使“有恒产而有恒心”，不“放僻邪侈”而归于犯罪，（《孟子·梁惠王上》）大抵把富民、足民看作是治本的办法。法家主张富国强兵，加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富国和足民的关系上，一般不反对富民、足民。《商君书·说民》：“民贫则国弱。”（注：“国弱”二字原倒，据高亨说改。）《壹言》又说：“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韩非子·显学》也有“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的说法。在理论上，只要法家坚持以赏使民，就不能排除富民、足民的可能，二者是一致的。但他们从富则骄淫的认识出发，又否定了富民、足民的意义。《商君书·说民》云：“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即《壹言》篇中的“富者废之以爵”，具体办法是《靳令》篇中提出的“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同时，法家希望民从令如流，《弱民》篇以为“民……贫则重赏”、“富则轻赏”，从使民的角度，又不愿让民富足起来，所谓贫民易使。
这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富国”就难于“足民”，“足民”就难于“富国”。富国，除了增加生产的绝对量之外（法家的开阡陌封疆确能增加生产量），就要相对增加赋税收取量。富国与足民，在封建社会产生伊始，就暴露了这种对立。儒家常以赋敛重责难统治者，表示了对民的关切，并希望对贫民施与适当的社会救济，所谓“给不足”。法家总是把“富国”放在首要地位，到韩非，发展了商鞅的民“富则淫”、贫民易使的理论，足民被贬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韩非子·六反》说：“今学者皆……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恐（怨）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其原因在于：
第一，民之富足与贫苦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富民是不可靠的。富足是邪恶的根源。足，一则生侈，二则生堕。《韩非子·六反》说： “夫当家之爱子，财货足用，财货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 “侈泰则家贫”；“凡人之生（性）也，财用足则隳（堕）于用力”。侈与堕是富足的蠹虫，《韩非子·显学》云“侈而堕者贫”，终不免由富变贫。因而富民、足民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因“财货足用”而“侈泰”的纨绔子弟，及因“财用足而堕于用力”的人，确实大有人在，但那只是地主官僚之家了，决不会是财用不足用的多数贫困老百姓的。如果可以叫人性的话，那只能是富人的人性，而不能是普遍的人性。
第二，韩非以为，人们对富足的要求是无限的，是不可能满足的。他非常赞赏管仲的说法，《韩非子·说林下》云：“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乎”。而且，按照《韩非子·六反》的逻辑，只有老聃才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道理，才能“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民不是尽如老聃，终不免会在“足之外”谋求利益，即使真的富足了也是不知足的。何以证明呢？夏桀“富有四海之内不足于宝”，何况“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让老百姓个个都去做君主呢！
其实，老聃所谓“知足”不过是希望贵族王公们限制一下无穷尽的欲壑，韩非却将它用在民众身上了。至于那位夏桀的不知足，更没法与那些为生存而斗争的老百姓相提并论的。就象富足产生侈、堕不是普遍的人性一样，夏桀的不知足同样不能否定富足民的意义。
但是，韩非以为抓住了要害，富足既然是这样的易于变为贫穷，甚至是必然落为贫穷，而且又是这样地没有界限，莫如从根本上就取消人们富足的要求。因而，赋敛没有必要去减轻，《韩非子·显学》云：“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自有它的用途，那“以上为贪”的指责，实在是过分；施与贫困的救济也没有必要去做，《奸劫弑臣》云：“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有碍“以功致赏”的原则，这等于《显学》篇中的“征敛于富人而布施于贫家”，按照“力而俭者富，侈而堕者贫”的逻辑，则“夺力俭而与侈堕也”。民的疾苦，尽可以不去管它。请看他津津乐道的故事吧，《外储说右下》篇记曰：“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一曰：‘今发五苑之□蔬枣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与无功争取也。夫生而乱，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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