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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算地》云：“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又，“民之生（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智而权利。”“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错法》篇云：“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韩非子·心度》云：“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奸劫弑臣》篇云：“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制分》篇云：“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
法家之所谓性、情，囊括了饥食（饱）、劳佚、苦乐、荣辱、安危、利害、爵禄刑罚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饥而求食”、“荣而求佚”的正常生理要求（自然属性）是性、是情。而且社会组织甚至阶级社会所有的利害、荣辱、爵禄刑罚等社会内容（社会属性）也被纳入到性、情之中。人性不仅支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诸如饥而求食及求财利之类），也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如辱则求荣、苦则索乐之类）；不仅支配着劳动生产和休息生养（如劳而求佚之类），也支配着人们的社会、政治活动（如求爵禄），等等。这个总揽一切的、博杂的性、情，总是以对立着的两方面存在于人本身，人们总是倾向于和争取着其中的一方，而力图躲避和摆脱另一方。这就是好恶。因而性、情就是好食恶饥，好逸恶劳、好乐恶苦、好荣恶辱、好安恶危、好爵禄恶刑罚，等等。好者趋之、近之、求之，恶者避之、远之、弃之；反之，就是违背情性的本来状态的。
法家以为，对于性情，既不能完全听任其自然发展，也不能完全悖逆它，而要牢牢控制它，合理地利用它，使其能符合统治秩序的要求。法家以为，构成人性的诸多因素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本质属性，也有非本质属性，表现在人的行为中很是不同：
《商君书·算地》：“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欲广耳，非生（性）之常也，而为之，名也。”
《韩非子·内储说上》：“□似蛇，蚕似□，人见蛇则惊骇，见□则毛起。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握□，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为孟、贲。”
《商君书·说民》：“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而计利，死则虑名。”
《韩非子·五蠹》：“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可以得贵也。”
总之，好暖恶寒、好食恶饥、好乐恶苦、好佚恶劳等人性之常，可以被更高层次得求“名”之性压抑和克服，而不顾正常得生理、心理满足；好荣恶辱、好安恶危的人之常性，又可以被求“利”之性抹煞和取代，而不顾刑罚之辱名危身。
这个发现，法家以为具有重大意义。追名逐利之性既然是支配和主宰人们活动的终极力量，可以使人违乎常性，悖乎常情，因而就要顺应它、利用它，即要使本质属性压倒非本质属性。这在人性的好恶系统中，可以称做“以好制恶”，即以好名、好利的本质属性抑制恶寒、恶饥、恶苦、恶劳、恶危等非本质属性。由此发展起来的是重赏理论——求名就应贵其爵，求利就应厚其禄。
但，追名逐利之性作为人的根本属性，只是“好爵禄”的一面，其对立面还有“恶刑罚”的一面，也属于根本属性。这意味着：名利之性的发展不能是无限制的。因为单纯鼓励追名逐利，会产生虽犯刑戮之辱、危而犹求“利”的现象。对此要用“恶”刑制“好”利，可以称做“以恶制好”。刑罚如何才能获得为人所“恶”的特性呢？这就是重刑。一般说来，刑罚是人们所厌恶的，既包括重刑，也包括轻刑。但刑罚与名利，在对立的发展过程中，如《韩非子·奸劫弑臣》所云“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也”，又派生出了喜欢“轻刑罚”这个枝节。因而要想使刑罚变为绝对的厌恶，就应抛弃轻刑。《韩非子·奸劫弑臣》所说的“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或“严刑者，民之所畏；重罚者，民之所恶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由此发展起来的是重刑理论。这是法家全部人性理论的最后归宿点，也是我们应该详加分析的。
由人性的分析引出的重刑理论，必然是罪刑相应的对立物。法家首先排除的就是“刑当罪”的观念。《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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