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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统一麦地那后，为了保卫新生的穆斯林政权，开始号召圣战。他曾说：“每个穆斯林都必须为保卫伊斯兰教而参加圣战”，“被进攻者，已获得反抗的许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真主对于援助他们确是全能的。”（《古兰经》22：39）但是，穆罕默德对于和平的不信教的人们还是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并不强迫人信教。他曾教导信徒说：“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古兰经》2：256）“你应当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美的态度与人辩论，你的主的确知道谁是叛离他的正道的，他的确知道谁是遵循他的正道的。”（《古兰经》16：125）印度国家宗教研究中心主任辛格在《伊斯兰教——一个和平的宗教》一书中指出：“伊斯兰教宽容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其他宗教的婚姻尚未开放时，就允许不同宗教之间通婚。伊斯兰教的传统是允许穆斯林的男子可以与非穆斯林的女子结婚，但是穆斯林的女子不允许与非穆斯林的男子结婚……尽管如此，在历史上的同一时期，穆斯林表现出了比基督徒或犹太人更大的宽容。所有不抱偏见的历史学家，包括非穆斯林学者在内，都承认基督徒的十字军参加者在他们一时征服的阿拉伯地区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所犯下的恶劣行径。十字架的守卫者们曾经发动了一场恐怖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兽性统治，其矛头不仅指向巴勒斯坦的非基督徒，而且也指向当地幸福地生活在伊斯兰教规则下的基督徒同胞。”[29] 罗马乌尔班纳大学的朱里奥教授在《从不宽容到宽容》一文中也指出：“《古兰经》允许上帝启示的多重性（5:65-66；42:14），并且预见到上帝对忠实的犹太人、基督徒和赛伯伊人的奖赏（2:62）。另外，它表明，宗教绝无强制，（2:256；50:45）。可以说，《古兰经》远比《新约》来得对矛盾的解释留有余地，并且《古兰经》把非正义的和短暂的不宽容之结果提交给了仁慈和富有同情心的上帝。因此，阅读《古兰经》的精华，其本身就会引导我们接近宽容。”[30]
伊斯兰教虽然已经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宽容特征，但《古兰经》和《圣训经》中也的确存在着一些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容忍的要素（intolerant elements）。[31] 这是因为，早期的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兄弟中贯彻了一种仁慈、友爱和宽容的精神，提倡奉行社会公德、照顾弱者和限制复仇的狂热，但是对于偶像崇拜的一切象征和攻击伊斯兰教的人采取了不宽容的态度。穆罕默德曾教导说：“信道的人们阿！你们当真实地敬畏真主……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你们当铭记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当时，你们原是仇敌，而真主联合你们的心，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教胞；你们原是在一个火坑的边缘上的，是真主使你们脱离那个火坑。”（《古兰经》3：102-103）他在批判不信道者时说：“在世时没有信道，临死时仍不信道的人，即使以满地的黄金赎罪，也不被接受，这等人将受痛苦的刑罚，他们绝没有任何援助者。”（《古兰经》3：91）他在鼓励教徒反击不信道者的进攻时又说：”当时，你的主启示众天神：我是与你们同在的，故你们当使信道者坚定。我要把恐怖投在不信道的人的心中。……故你们当斩他们的首级，断他们的指头。这是因为他们违抗真主及其使者。”（《古兰经》8：12-14）穆罕默德的某些不宽容言论和有关“圣战”的号召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在新生、统一的阿拉伯帝国面临重新分裂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当时，对于散漫的“不信道者”的打击和保卫伊斯兰政权的“圣战”曾经是非常进步的革命措施。后来的某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出于个人或集团的目的，把穆罕默德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革命言论和“圣战”号召绝对化和持续化，则是有失偏颇甚至是非常有害的，并且与伊斯兰教的宽容本质是背道而驰的。就穆罕默德本人的思想和性格而言，他与耶稣一样，至死都教导人们应该为人宽容。英国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在1840年的一个题为“先知英雄穆罕默德”的讲演中指出：“他既有骑士气概，勇猛剽悍，而又有宽厚、真诚、富于感情，活像基督教的骑士。后来他在巴格达的清真寺遭遇暗杀身亡。他的死在于过分的宽宏大量，对别人的花言巧语没有警惕。直到被害时，他还说，如果伤势不会致命，他们应该宽恕刺客，否则，就应该将他处死。这样，他们俩可以同时去见上帝，由上帝来裁决这场斗争中谁是正义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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