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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防止腐败是要靠很多因素相互作用，最重要的有：民主、法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其中民主、法治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政治层面的腐败主要靠民主遏制，政府层面的腐败有时法制就可以治理。只有民主加法治才最有利于防止腐败；有民主无法治不足以防腐；无民主有法治可能解决政府层面的腐败，不能根本上解决腐败；没有民主一般情况下（只有法制）而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完善的民主政府都必然有法治。所以不存在“法治才是反腐的，民主是导致腐败”[23]的结论。
那么新加坡和香港的廉政能证明“只要法治，不要民主”的政府更有利于防止腐败吗？恐怕李光耀也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24] 新加坡虽不是一个完全民主制度，但基本是民主构架下的政府，反对党总是悬在人民行动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剑，正是由于反对党的存在和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周围生存环境的警惕，使它时刻居安思危，这两点促使人民行动党以廉洁为执政第一理念，使党和领导层能廉洁自律，从而解决了政治层面上腐败问题。 [25]加上良好的法治传统，使腐败得以遏制。如果人民行动党和领导人都腐败了，新加坡的法治能起作用吗？对香港的制度，在回归前，香港政治层面的腐败是靠英国的民主制解决的，没有英国的制度对港督的约束，港督是个贪官，香港的法治能有效反腐吗？香港回归后，基本法在香港建立的是一套民主体制，特区政府领导人在政治层面上要受到中央政府、香港居民、立法会和终审法院的有效监督，政治层面反腐机制是有效的。加上它有效的法制和反贪机制。在普通国家中，靠什么保证政治层面不腐败呢？只能是靠民主制度。
反民主论者还举出一些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国家腐败的例子攻击民主。这些都是民主转型国家的腐败。民主转型国家易产生腐败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它既无民主，也无法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腐败甚于专制国家。这不能证明民主国家是易生腐败的。学者们完全无视真正民主国家腐败较少的事实；也无视民主转型国家随民主的巩固和成熟，腐败越来越少的事实；也无视民主国家更容易揭露腐败的事实。[26]
那些崇拜香港是只靠法治反腐的学者们不妨听听香港反腐专家郭文纬先生（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怎么说：在中国内地反腐败最好的做法是发展民主，因为没有比贪官身边的群众对贪官实施监督更有效的了。必须探索符合中国政治体制的反腐败法律制度。我看到中国反腐败影视作品中，某个地方的首长出了问题，这个地方的司法机关不能有效地开展反腐败工作。只能靠高一级的官员出面才能解决问题。要改变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加快民主建设。让选民选出自已信得过的人大代表，然后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政府首长。只有这样才不会仅仅借助行政技术手段来解决问题。[27]我想这位深资反腐专家比我们书生更了解什么对反腐是最重要的。
5、民主与公民素质
民主与公民的素质有关吗？很多人都会认为公民素质是实行民主的重要条件，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以“公民素质”太低来否认进一步发展民主的可能性。这种理论认为：中国公民素质太低，特别是九亿农民素质太低，所以，不宜扩大直接选举，发展民主。
“公民素质论”或“国情论”在中国由来以久，并且近代以来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持有此种看法。康有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传播西方思想的先驱，但康有为认为在中国实行民主不合实际，让普通百姓民主犹如“程度未至而超越为之，犹小儿未能行而学窬墙飞瓦。”[28]康先生主张君民共主。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但他也不主张立即给公民以权利，更反对给公民以自由。在他看来，中国人的素质太低，“初次脱去奴隶的地位忽然升到了主人的地位，还不知道做主人的方法，实行民权，所以他们更目无主人，胡行乱为。”[29] 毛泽东依靠农民取得革命成功，但当取得政权后又不信任农民，认为农民只能被领导，不能做主。所以他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30]。由于对国民的不放心，总是强调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31]可见，“公民素质低”的认识是中国长期以来发展民主的重要理论障碍。
尽管民主的实行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有密切关系，但是，决定一个社会公民是否有参政热情和要求，主要不是公民的受教育程度，而是经济利益。一位法国专家告诉我他正在进行的一项移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他说，在法国来自北非的移民也常被指责缺少民主素质。调查显示，这些人也象其他人一样去教堂，也送子女上学，也关注自己周围的事，也对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感兴趣，这些现象说明他们是有兴趣和热情参与政治的。他们为什么没有参与？是制度没有给他们参与的渠道。这种情况说明公民否有政治参与热情是制度有问题，而不是他们的素质有问题。指责公民缺少民主素质是把因果搞颠倒了。不是老百姓没有民主素质，而是因为没有提供有效的参与民主的渠道，使他们对政治失去信心，才使公民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给参与政治，使公民丧失民主素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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