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物权法有关规定的检讨
众所周知，我国《
担保法》等法律上采用的是所谓“以公示要件主义为主、以公示对抗主义为辅”的折衷主义模式。兼采公示对抗主义的模式，也同样会产生不具有对抗力、优先力的抵押权、质权现象以及这些权利是否为担保物权的问题，并影响物权类型体系的设计。
在我国的《
物权法》中，则在现行法采行“折衷主义”模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极大地扩张了公示对抗主义的适用范围，对以登记方式管理的动产（船舶、飞行器、机动车）以及地役权的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等亦采登记对抗主义的规范方式（第
24条、
129条、
158条、
188、
189条）。如此，则将构成公示要件主义与公示对抗主义兼采且“并重”的格局。笔者认为，这种未经谨慎推敲、忽视（或者说无视）物权制度内在体系的和谐与逻辑的一致而任意为之的立法规定，是值得予以认真检讨的，这种规定可能导致的问题更是值得关注的。
（三）公示要件主义为原则、公示对抗主义为例外的立法模式选择
国内主张采用物权公示要件主义模式的学者，还提出有其他诸多与笔者所论角度不同的有力理由，在此不再一一述及。斟酌利弊得失，笔者主张，我国立法上应当采用的是公示要件主义。但这种主张并不意味着彻底废弃公示对抗主义，因为公示对抗主义也并非全无优点和适用价值，其仍可用以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例如，在以下几种情形下例外地适用公示对抗主义，即颇为妥当：
1．关于占有改定的效力问题。王利明教授主持拟定的
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
42条对于占有改定问题设计的条文是：“出让人在出让动产时，可以与受让人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以代替实际交付，但该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笔者认为，其中关于以占有改定的方式代替实际交付，在实际交付之前其物权变动不得对抗第三人的处理方式，非常允当。长期以来，在动产善意取得的要件规定上，关于“转让的动产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一项中的“交付”，是否包括以占有改定的方式所为的“观念交付”，一直未有定论。笔者认为，采用“在实际交付之前，其物权变动不得对抗第三人”（也不能对抗所有权人的追索）处理方案，最为得当。
2．以票据、公司债券质押但未予背书的效力问题。我国《
物权法》第
224条规定：以票据、债券等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质押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而依据票据、公司债券的特殊性和票据、债券质押的特点及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适用
担保法的解释》第
98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99条规定：“以公司债券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债券出质对抗公司和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两相比较，笔者认为司法解释中的规定更为可取。
3．未登记备案的不动产租赁权有无对抗力的问题。关于不动产租赁权与抵押权竞存时的效力关系，《
担保法》和《适用
担保法的解释》中均有规定，《
物权法》第
190条进一步明确：“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另依《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不动产租赁关系应当到房地产登记机关“登记备案”，那么，如果先设立的不动产租赁关系未依法办理登记备案手续，是否能够对抗后设立的抵押权呢？笔者认为，不动产租赁的登记备案，既有行政管理的需要，也有公示的意义。因此，此处可以比照物权公示的要求设立这样的规则：先设立的不动产租赁关系未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不得对抗善意抵押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