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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价格听证来说，如果我们能广泛地运用民主的各种形式，听证会就不可能变成涨价会：人们通过（网络或会议）各种研讨、审议、论证等“审议民主”，对某种价格应涨应降自然会形成一种舆论，对此种舆论，决策者很难左右；另外，人们还可通过一定范围投票的“票决民主”，展示一种民意，对此种民意，决策者亦很难漠视。
对于九仙桥危改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难题，同样可以适用多种民主形式而破解。但有人认为，“民主票决”程序不适用危改拆迁工程一类决策事项，民主无权干涉生命、财产、婚姻等私人权利。因此，对拆迁一类涉及私有财产的事项举行投票表决完全是一个错误。
这种说法可能有一些绝对。民主也许无权干涉个人的生命和婚姻，但是，在现代社会，民主对私有财产恐怕不能不有限度地干预。首先，人们要组成共同体，建立国家，就不能不向私人收税、收费。政府向私人收税、收费的范围、标准怎么确定，恐怕要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其次，人们要在一定的共同体内共同生活，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公权力维持秩序、保障安全和提供其他公共物品，而这就免不了在某些情况下要征收、征用个人的私有财产，这种征收、征用的范围、条件及补偿标准怎么确定，在现代社会恐怕也要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投票民主或协商民主）；此外，人们在一定的共同体内生活，为了避免矛盾和冲突，和谐相处，不能不对各自的私有财产权进行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的范围和度如何确定，在现代社会恐怕也要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审议民主或票决民主）。
就城市房屋拆迁来说，民主也不是绝对不能适用的。拆迁可能有各种情况，如完全为了公共利益（如修建奥运场馆、建设水、电、煤气公用设施等）而进行的拆迁；完全为了商业利益（如开发商看中了某块有潜在开发利益的地段，欲进行开发）而进行的拆迁；以及兼顾公共利益、商业利益和居民私人利益（如这里讨论的“危改”）而进行的拆迁等。就上述三种情况的拆迁而言，均不能排除可适用一定的民主程序。为了公共利益的拆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强制性的，但拆迁地的选择（建设用地选址）、补偿安置方案的制定等，仍然是可以讨论，可以适用一定的民主程序的。为了商业利益的拆迁，本来是私人利益对私人利益，而非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似乎民主程序是完全不适用的。但这也不尽然：由于我国的国情：虽然涉拆迁的房屋是私人的，而房屋下面的土地却都是国有的。从而我国的商业拆迁不可能完全是一种私人间的自由买卖，政府不能不加以适当干预。而政府干预就不能不有一定的民主程序制约，否则，腐败和滥用权力就不可避免。至于公私利益兼顾的拆迁，如“危改”拆迁，其实质是政府主导，而非开发商主导的拆迁，故听取民意（包括多数民众的意见和个别民众的意见）和走民主程序就更是必须的了：此种拆迁一方面要照顾多数民众的意愿，不能因少数人的利益（甚至个别人的无理要求）而阻止多数人利益的实现，也不能因多数人的利益而置少数人（哪怕是几户或一户）的合法、合理的利益而不顾，以“多数票决”压制少数人和损害、牺牲少数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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