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道理虽然如此，真正实现起来却是相当不易。最严重的困难来自政府总是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一切对立的观点都是必须压制的，压制的结果只能使得不满愈发强化，对抗日趋激烈，一些最初抱着善意和建设心态的批评者逐渐被推到敌对的一边，最终走向一种不可收拾的结局。
　　南都周刊：就是说，民众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发出声音之后，政府的决策体制还没有来得及改变，而且应对这种公共危机的方式常常是压制多于疏导，透明度仍然不够，决策机制改变的过程过于缓慢，滞后于大众对于政府的期待了。
　　贺卫方：确实是非常缓慢，可以说是过分缓慢。不仅仅是全国的某种决策，而且也包括地方、包括非常具体的企业内部的、村子里面、大学里面（的公共事务），所有的这些看起来都没有能够及时地采取民主的逻辑进行决策。
　　南都周刊：在您看来，改变过程比较缓慢的原因是什么？
　　贺卫方：我想可能有这几方面的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体制，长期以来并不是一个能够让相关的社会成员参与决策的体制，民主变得多余，甚至认为对于任何决策过程进行制约，无论是来自民主还是法制的制约都是多余的。但是为什么需要有制约呢？因为所谓代表根本利益是需要论证的，关系到利益调整与分配的决策必然要有民主的过程的，否则就是对某些群体利益的无端剥夺。
　　第二个原因，在任何参与的过程中，有不少地方的人们愿意进行参与，但是参与的热情得不到官方的任何响应，也缺乏合理的程序。对于涉及公共事务的重大决策，关系民众利益的，属于民生范围的，这种重大决策，民众是有充分的参与的利益驱动的，但是这种热情和愿望，往往缺乏固定的途径和正当的方式。
　　比如说从西方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民选的代议机关是参与的最重要途径。另外一种途径，我们可以在媒体上发表我们对某种事物的看法。无论是谁在推动这个决策，我们仍然可以发出自己清晰的评论、批评。这种批评对于决策过程会产生影响。这也是一种参与的模式，但是这个前提离不开新闻方面的合理的管理体制。第三种模式的参与看起来有点消极，但是非常重要，在所有社会力量中显得特别重要，那就是抗议。这种权利看起来比较消极，但是它能够唤起更多人对于相关决策内涵的关注。如果公共决策只是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即使是民主体制下也是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少数人的权利怎么保障？有时候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唤起人们对少数人权利或者利益的关注。
　　大家何以过多地依赖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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