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就是新“乡村建设”,在此意义上,梁漱溟是不朽的,他的问题一直是有效的;但新中国初期毛的工业化决定,在国际贸易断绝和不可能有殖民地的情况下,以一定程度牺牲农业的方式进行工业原始资本的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张,是不得已的一种国家战略,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虽然这种合理性维持到新世纪初已经日益减弱。
因此,公平评断历史,有时还并不那么简单。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高度发展及社会进步,离不开毛时代提供的工业基础,也离不开梁老铿锵有力的“乡村建设”主张——因此我们才可能有今天逐步调整的、日益均衡化的产业与社会格局。我们应该有毛那样的政治决断者(但需要更完善的制度与程序保障),也应该更多些梁那样的真正的学术家。
行文至此,我忽然有一个疑问:为何梁老能够一生刚直不阿,坚持操行,坚持以一颗诚心关怀社会?特别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梁老坚持儒家的合理价值立场,争取到八个小时时间为学习组的所有人讲解孔子的现时代价值,并在迭经一年多批斗之后明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看到此段,当时我就热泪盈眶了——在文革的群魔乱舞、黑白颠倒的岁月里,这样光亮高尚的人格,问四海之内,几人能够?另外一件事是1969年讨论
宪法修正草案时,梁老坚决反对“个人名字入宪”和“国家不设主席”,道理明白晓畅,立场鲜明坚定,让人感动。为何一个笃信儒家立场的人有如此一以贯之的道德人格,而且还对于国家立宪的基本原理有那么精到的理解?他的人格力量的来源是什么?包括他一生奉行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最深厚基础是什么?我想就是孔子奠定的士大夫人格传统和仁政思想。从人格的历练与持守来看,在新中国以来半个多世纪里,几千万的共产党员与作为新儒家主要代表(甚至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可见其悲凉之一端)的梁老的实际差距,这说明了什么?
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该书就给了我如许的感慨与启发,为我阅览书目中之少有。见贤思齐,当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学术人,在人格砥砺上应该以梁老为师,守自己的本分,守自己的责任,守自己的良心。在社会层面,现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也许可以从梁老的“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觅取几分智慧与策略!在中国,在道德人心的需求与回应层面,我想西方的伦理体系在整体上无法优越于孔子的儒家伦理。我建议大家再认真看看梁老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中国文化要义》!我们也看到儒家伦理并不阻碍国家立宪与建设,反而作为大儒的梁老比很多疾呼“革命”的人要更加的无私、理性和从容,其立言与建议更富建设性,此亦不得不深思之。
(2007年7月6日,酒后涂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