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王老师的道德目的，跟一般的价值推导公式性质相同，是一个想象的推设。通过对社会已经存在或存在过的价值共识的观察，对人们确定思路的一种想象，正如王老师谈到应该的类型时所言，各个时代人们虽然确定道德的内容各异，但是都是以道德目的标准下按照价值推导公式推导出来的。“初民社会‘应该吃老人’和今日社会‘应该养老送终’的相反道德风气，不过是同一道德标准‘应该做对社会有利的事情’因两种社会的生产力和人们的认识不同而具有的两种相反的表现”。[10]即，虽然不同时代的人们制定的道德规范不同，但是这些道德规范都是在相同的“思路”下产生的。由此看来，王老师的道德目的其实是一种确定价值规范的思路，而价值判断内容本身完全是主观的。于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王老师自己将其“利益论”定性为一种思路的强调，承认了价值判断的主观性，当然承认了主观性并不代表否认价值判断的存在客观的终极标准，在王老师的体系里，道德目的是评价价值判断优劣的终极标准。之所以终极，是因为“道德目的”的内容——社会的存在发展和增进个人利益——终极的普遍化的，但是不同时代的道德规范真的可以比对出优劣吗？怎么能够评价每个时代的道德规范呢？是用我们生存的时代的价值共识去否认过去的道德吗？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社会发展中对“发展”这个词本身就是带有正评价的，而什么样的社会变化才是发展呢？我们怎么证明社会是在“发展”呢？当代的社会就当然地比逝去的世界“好”吗？是不是用“社会变化”比“发展”更严谨些呢？这些问题不是不可以回答的，只是，如果一种归纳想尽可能完全地把人们作出价值判断的思路囊括进去，就不得不尽可能地将标准普遍化。但是正因为其普遍化，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为不可知，无法判断；二是没有实质意义，同义重复。不可知的问题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说明，作为一个终极标准，它确实不可知，不可知的标准是不是标准呢？
　　在这里，如果说王老师的“欲望、目的和需要”是一种泛利益的化的理解，即把美、情感偏好都解释为主体的利益需求之一。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它太普遍化，类似于“情感主义”通过结果解释人的价值判断过程。如果是这样，美、偏好放在社会中，显然是多元的，不可知的，不可能有什么标准。如果不是泛化的理解，仅仅指的是经济利益，那就等于绝对化了。它仅仅表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者市场经济下的道德标准，或者经济人群体的道德标准。并不能适用于宗教、意识形态、审美偏好下的人们，更称不上是终极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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