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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道问题，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比较混乱的。从孙中山开始天给毁掉了，我们一时也重建不起来，在这个被韦伯称为祛魅的时代，至少几十年之内是不用想的。目前，我们新的政道也只能是民主，但是我相信将来我们在民主的背后还会要需要寻找一个更加深刻的渊源，我想那应该是一个在传统基础上的新的天地人三才和谐观。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萧瀚教授的精彩演讲，下面我们请王焱老师进行评点。
王焱： 我听说萧瀚在做这个“罪己诏”的研究，就听他讲了两场。“罪己诏”是古代帝制中国的一种现象，过去也有人讲过。从文体学的意义上说，罪己诏和别的诏书都不一样，是一个独特的问题。萧瀚教授从发生学上，从尚书的最开始到袁世凯称帝失败上来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从对加深对中国古代政道的理解的角度上更是如此。自从帝制中国结束后，关于中国古代的政体有很多争议，比如钱穆先生就说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不是一个专制制度，引起很大的争议。所以怎么认识中国古代，是否君主制一定就是一种专制制度，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讨论的问题。比如在希腊哲学家看来，君主制还是一个相当良善的制度，并不像我们后人所认为的那样。现在我们对帝制划分了一些不同的类型，我觉得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主要还是在进行横向的共时性的分析，对罪己诏的历史演变过程缺乏进一步的探究。我们知道殷商时代，殷人尚鬼，比较相信巫术迷信，如后来出土的甲骨实际上就是卜辞。但是到后来由于人文理念的觉醒，殷商的这种尚鬼的传统开始有了一个分类，所以王国维说殷商之际文化巨变是非常大的。再一个时期就是从西汉到东汉，西汉我们知道是董仲舒，汉武帝决定独尊儒学。秦始皇焚书之后，当时漏掉的经书实际上是今体文，也就是后来的今文经学，里面掺杂了阴阳五行的学说，所以西汉的儒学里面有很多巫术的成分。到了东汉光武中兴时，又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焚书，那次焚书主要是把西汉流行的巫术这一套做了一个比较彻底的焚毁，所以从东汉起古文经学开始兴起，这意味着儒家理性主义的抬头。从那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古文经学，比较强调历史和理性。对于天人感应说的迷信思想，一般士大夫都是抱着一种 “天道渺茫难知”的态度。这时的天人感应说主要是用来震慑一些愚民，对于士大夫来说它是在强调一个天理，其中蕴含着一种关于道德的形象学。实际上对比希腊我们会发现，希腊的哲学家通过辩论和与人对话探讨认为在可见的可感知的基本世界背后有一个理念的世界，柏拉图说这个理念的世界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的赌注，如果你不相信它的话，正义就没有了，善也没有了，所以要相信在这样的社会在现象背后有一个整体的理念的世界，现象世界不过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柏拉图讲的是二元论，即这个世界分成一个理念的世界和一个现象的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实际上是不太相信现象世界背后还有一个理念世界的，中国人比较相信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话它就应该在我们这个现象世界，世俗世界有所体现。就像我们所说的天命说，天命必须表现出来。王朝末年，张三得了天下，李四却失掉了，为什么？因为张三有一定的天命。天命渺茫然之，但是他胜利了，说明他有一定的天命。所以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他们都认为有一个超越的世界，它影射了现实世界的不和谐，不同的是希腊人看到的是理念，中国人看到的是天道。现在这个世界步入现代社会同样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而现代性意味着神异论的结束和仁义论的开始，人类进入现代世界必须从自身寻找正当性的来源，而不是再像过去一样从渺茫的天道、上帝或者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去寻找。现代中国是一个从帝制中国以来，一百多年来还没有最终地完成向一个现代的宪政、民主、有序的国家转变的国家。如何去构建一个既能吻合中国的古代传统，又能正面回应现代性挑战的这样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是无数代思想家也好，仁人志士也好，应该讨论的问题。罪己诏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入手的地方。政治的演变轨迹和它未来的走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但还是有待于萧瀚进一步的挖掘，这个课题也很广阔，我就讲这些了。
许章润：上周一你在清华一个很小型的圆桌讨论中间讲了这个题目。我觉得那天比今天讲的好。因为那天的人比较少，圆桌的形式比较适合讨论，不像今天这样比较正式，规模庞大，所以可能影响了你的发挥。我那天听了之后很钦佩的一点是，萧瀚过去一直以媒体网络的形式出现，最近一年多长期在网络中没有发现萧瀚，没想到他是沉潜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从罪己诏入手，来探讨治道与政道的问题。刚才我听了之后，觉得可能是到了今天随着中国GDP的增长，文化自信心的恢复，公共知识分子正在面临着一个转型。一个曾凭着满腔的正义之感和犀利的文笔驰骋于网络之上的青年才俊，也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很专业性的工作，可见文化自信心的恢复确实波及到了一般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信息，就是我们法学界的人一般研究问题都是平面化的。昨天晚上在清华作讲座，有人批评我们中国弄法理学干些什么，中国需要养活你们这么多法学家么，中国现在面临这么多问题，你们现在弄这些狗屁东西有什么意义。我说术有专攻，学术都各有其担当的职责，士兵是兵职，教书匠是教职，法理学家是法职。但是这也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法理学包括我们整个的法学，基本上是平面化的，没有政治哲学的这种高度的知识体系。但反过来说，正因为术业有专攻，学术有分工，法理学家从一个平面的角度提供关于法律的成体系的理论，才可能为法学界从一个历史之维来看待法律在现代民主国家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与自由主义理念结合所构成的内政秩序方面法律应该摆在什么位置，这两个方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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