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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於兴中：《强势文化、二元认识论与法治》载自《法治与文明秩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12页。
参见斯泰因：《有效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47页
语境（context）有指上下文。
关于这点，高全喜先生也谈到了。他说：“我从来不把自己的研究视为一种与中国现实无关的所谓纯学术，这样的研究固然有其学术的价值，但它与研究一种技艺、一个茶壶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总是想赋予自己的研究一种中国意义”（见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后记）。吾辈学人也！
转引自冯象：《木腿正义·法律与文学》（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26、28页。
该节标题取自刘星先生的《法学作业：寻找与回忆》法律出版社，这句话引自其自序。
关于法学研究方法的问题，美国法社会学家庞徳说到，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方式应是：第一，笃信谨守的研究；第二，穷原竟委的研究，即历史的方法；第三，条分缕析的研究，即分析的方法；第四，哲理的研究；第五，批判的研究。（参见徐爱国：《破解法律之谜》学苑出版社 第187页）。笔者并未从这个角度去探讨中国法律学人言说进路，而是从中国法律学人的职责出发展开论述的。
魏敦友先生曾这样评论到：“如果说‘周叶中教授事件’代表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堕落，那么可以认为，‘邓正来教授事件’则代表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上升”。（转引自吴励生：《把知识开放出来的思想和思想者---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一》载自正来学堂网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下列资料：贺卫方《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载北大法律信息网、《王天成诉周叶中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一审》载法律图书馆网、蒲志强《王天成诉周叶中案近况》学术批评网转载2006年5月14日 《世纪中国》，至于案件判决是“天下士人不服”(许章润先生语)。
潘建和先生是“一个没有受过法学教育的中学化学教师，四十多岁改行进入法学界，短短十年，居然出版‘专著近10本，论文一大批……著述的文字有113万字’，而且治学‘横跨了法学几大领域。他刑事方面也搞，金融证券也研究，又是国际法学专家，国际关系博士。’”（《南方周末》99.11.5.）参见贺卫方：《法学之羞》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参见邓正来：《对一种被遮蔽的制度性“共谋”的追究—三论“苏力招博事件”》载自《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法律出版社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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