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化的体制运行实践中,当面临不法之徒为非作歹时,崇尚人制的权势权贵,要么与其勾结,共同破坏纸面体制,要么装聋作哑,把责任推的一干二净。于是,“官煤勾结”可以使苦命民工丧身“黑煤窑”,为了在体制内使政绩增长,竟然人为地制定出“死亡指标”,确保薄命之人死在体制内!“黑砖窑”里也发生了惨无人道地买身卖身的童工,山西地方官员涉嫌参与了儿童的倒卖活动,已被刑拘,可怜的孩子本想活在纸面的体制内,但又被迫走向了纸背的体制内,却不见一个高级官员引咎辞职,尽量在体制内不丢乌纱帽。
有被迫离开体制内的,也有被迫呆在体制内的。以高校为例,还有多少教师的学术研究不为评定职称?科学研究一旦非常功利化的为了追求更高一级的职称,在当前的体制下,必定使学术精品尤其是创新性研究成果大打折扣,不管花多少代价,只要是“核心期刊”,只要对评定职称有用,就要绞尽脑汁地在文章质量之外的非学术性因素上狠下功夫,不管质量如何,发表就成。把学术视为一种自由的科学活动,并且心怀单纯兴趣与崇高追求者,屈指可数。另一方面,单位内部及外部的量化考核,也畸形地摆在了不少高校及科研单位的规章制度里,有的具体到版权页数、字数,甚至连标点符号是否算作统计字数都有着详尽的规定。作为“体制内”的一员,每当我看到这些离奇怪异的条条框框时,不免感到无比的滑稽,逆反心理也就情不自禁。越是在荒唐离谱的铁律面前,我越是反其道而行之,宁愿在网络上自由放飞所思所想,也不愿意奢侈地向纸质媒体投一篇稿件。要是没有好心记者编辑约稿,或者事先通知直接刊发我的网络作品,我的科研考核注定每年都不合格!然而,体制的力量容不得单薄的个人好恶来随意挑战,绝大部分被体制框住的人,还是要按部就班地听从体制的无形指挥。活着是一种痛苦,死了也得不到解脱,只能半死不活地被迫活在“体制内”,压抑了不知多少人的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
嘴巴老实一点地说,假如法治社会已经基本生成,绝大多数情况下纸面上的规则能够与纸背上的实施保持一致,良性死法与动感活法不去捉迷藏,而是结为友好、相互促进,那么,活在体制内就是一种真正的幸福。但是,假如法治社会尚未真正到来,纸面体制与纸背体制互相捣蛋,恐怕就会使人的幸福指数大大缩减,常为生活所累。脱离体制的不现实与固守体制的不自在,始终成为贯穿在生活中的一条难以脱去的枷锁,极易让人麻木,甚至不仁。当法治还没有成为现实而是只处于目标层次之时,如同六月天、小孩脸的多如牛毛的各种政策,也会成为体制色彩的耀眼描绘。当法律在政策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时,除了其中的受益获利者,恐怕谁也不想面临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谁也不愿遭遇千变万化的无的放矢。这种体制,不仅无助于人的幸福,而且有可能让人对法治的向往变得迟钝,经历得多了,还会冲淡甚至丧失对法治的信心,唯一的选择就是“得过且过”,获得幸福的指望,也会主要建立在对自我的信赖之上,而不会过于乐观地寄托于自我之外。毕竟体制内显著获益的属于少数,绝大多数只是在竭尽全力地锻炼适应体制的意识与能力,而这一投入所需要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可以轻取巧夺的极少数人。之所以说“沉默的大多数”,从体制的意义上解读,其实就是体制的力量无法叫人不去选择沉默。认了,就对了;反了,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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