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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究的深入，向来被视为同一流派的自由主义者也成为研究者比较的对象，如成庆的《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两种民主观——以张君劢和张东荪为例》26认为，张君劢和张东荪“在民主和宪政理念上存在分歧”，张君劢虽然修正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但他却明显地“是遵循着自由主义民主的逻辑”。“在多个层面上，张君劢都显现出与自由主义民主观念近似的取向”。相比之下，张东荪的看法“与共和主义民主的观念架构颇为相似”，“张东荪一直都致力于对儒家政治传统的转化，我们似乎可以将他视作儒家式的共和主义者。”
（三）自由主义者的舆论干政
自由主义者尽管有如上所谓功利型和理念型等不同类型，但以舆论干政则是他们共同的特征。除在社会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外，他们还热衷于自办一些政论性刊物，如《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再生》、《观察》等，以此为阵地集中表达自己的现实关怀。
“努力社”是胡适一脉自由主义者的第一次结“社”，《努力周报》是他们创办的第一份刊物，“好政府主义”则是他们最早的政治理想。关于好政府主义失败的原因，许纪霖在《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胡适与好政府主义的论战》一文中的分析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超然议政在当时面临着双重角色冲突。“第一种是‘知识精英’与‘社会良心’之间的角色冲突”，“第二种角色冲突是‘社会正义的主持者’与‘合法秩序的维护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困境加上武人政治的“基本国情”，导致了好政府主义的最终失败。27闫润鱼的《评＜努力＞在“歧路”前的摇摆》28，剖析了努力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谈政治与谈文艺之间的艰难抉择及其历史原因。
“人权思潮”是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发起的一场比较有影响的直接与当局抗争的运动，它一直是研究者热衷讨论的话题。除一些专著外，论文有沈卫威的《中国式的“费边社”议政：胡适与“平社”的一段史实》29、姜义华的《从抗争到妥协：人权论战的困境》30和《论平社昙花一现的自由主义运动》31、张连国的《中国自由主义迟到的人权宣言：1929—1931年人权运动简评》32、卢毅的《平社与费边社渊源初探》33等。其中，姜义华的文章比较详细地交代了人权论战的缘起和过程，并提出这场论战绝非胡适等人的书生空论，而是从一开始“就设法使他们的主张进入实际的政治运作”，因而可称之为中国式“费边社”的政治改革运动。文章认为，胡适等人最终抛却人权说王权，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直接领导或积极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没有自觉地与农民运动结盟。34
《独立评论》也是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力图超然议政的一个阵地，在它刊行的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对华侵略，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之紧张形同水火。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对执政的国民党提出批评，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以武力为后盾的共产党的不满和担忧。《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指责：以＜独立评论＞为例》35、《论胡适与蒋介石政治关系的转变：以＜独立评论＞刊行时段为界》36等文，通过具体分析揭示了自由主义者在理念和现实之间抉择的窘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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