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的现状-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对梁启超的看法也有类似严复的分歧。如张灏认为，梁启超“关心的焦点是‘群’这一集体主义概念，它几乎不可避免地妨碍他对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某些实质内容的领会。因此，毫无疑问，梁在《新民说》中最终提出的那些理想，归根到底很难称作自由主义。15张汝伦则承认梁启超理解了西方自由主义之根本价值，虽然也指出梁启超时常将自由主义置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大旗之下。16
　　随着多元价值在学界的确立，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明显地扩大自由主义者队伍的倾向。某些个人经历复杂或在思想史上扮演过“反动”角色的知识分子，如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等五四西化派的论敌或调和论的鼓吹者，多被列入自由主义者17“栏”里。只是，基于他们的思想和性格的复杂性，研究者通常会做一些时间上或具体内容上的限制，如王元化在提醒学界应关注杜亚泉文化理论的价值时，主要针对杜氏发表的《物质进化论》、《伦理标准论》等文章说“他不仅是一个启蒙者，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再如，邹小站是以《甲寅》时期为分析对象来展示章士钊的自由主义思想特征的。18丁三青则以1946年张君劢同意民社党出席“国大”为个案分析张氏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痛苦抉择过程。19当然，不赞同以自由主义者视之的也有人在，如雷颐曾以胡适和张君劢分别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代表，认为“‘科玄论战’实际上建构了中国近代文化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框架，而张君劢更是因此成为开‘新儒家’之先河的重要人物”20。否认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雷池月认为，许多出版物里之所以“闪耀一串用智慧和崇高包装起来的名字，如陈寅恪、胡适、吴宓、梁漱溟以及梁实秋、林语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不外是为了证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21
　　上述这些分歧与知识分子本身的特征分不开，由于他们的学理背景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传承不同，关注问题与表达问题的方式有异，思想和性格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甚至同一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迥异的表现。这些差异无疑会影响到研究者的切入角度，致使对中国自由主义的类型划分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学术取向。胡伟希在1991年发表的文章中曾以自由主义者到底是把自由当作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为基点，将其分为工具型自由主义者、教条式或理念型自由主义者以及折衷型自由主义者三种类型。22在十多年后发表的题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类型》23的文章中，他又将自由主义者的类型划分为四种：一是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终极信念与原则去追求的思想理念型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严复和胡适；二是根据中国现实对自由主义加以修正的政治功利型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张东荪；三是以疏离政治的方式将自由主义理想贯彻在学术和教育中的学术超越型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潘光旦和陈寅恪；四是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进行批判性检讨的文化反思型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殷海光。
　　许纪霖受殷海光提出的“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概念的启发，认为可以将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分为两类∶观念的自由主义者与行动的自由主义者。前者以胡适为精神领袖，这班人“极其自觉地保持着个人精神和身分的独立性，拒绝直接参政，拒绝成为‘组织人’，哪怕是组织反对党。”他们“习惯于学科化地讨论个别问题，拒绝思考改造中国的整体方案”。后者以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王造时等为代表。这些人“对参政怀有强烈的兴趣，都自认为有治国安邦的卓越才能”，并“热衷于思考和设计整体性的社会政治改革方案”24。类似殷海光、许纪霖这样对自由主义者作二分的研究取向在学界比较普遍，如张汝伦也把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思潮分作两脉：一条是以胡适为代表，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另一条是从梁启超开始，经研究系到第三方面的自由主义。“二者的区别并不在长远有否留学经历，而在后一种自由主义更多地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更注重从中国的传统中寻找与发掘同自由主义理念较相契合的资源，而前一种自由主义基本照搬英美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所以，前者可称为‘西化自由主义”，而后者可称为“本土自由主义’。”25研究者普遍认为，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其思想主要受杜威等人的实验主义影响，而以张君劢、罗隆基、王造时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则以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为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