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和谐社会与税收国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早在1918年，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就在《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中论述了税收国家的相关问题。他认为，财税与现代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国家机构和形式实际上是根源于其财政上的使命，因此可以把现代国家称为“税收国家”（the tax state）。[2]目前，学界一般把税收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大半以上的国家称为税收国家。公债收入也是变相的税收收入，因为公债最终要靠税收来偿还。历史上，税收国家的出现是在进入现代以后，在此之前的封建国家属于所有权者国家或称家计国家、家产国家。所有权者国家以封建土地所有关系为基础，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封建地租。进入现代国家以后，国家财政收入的中心嬗变为对私有财产进行公权力介入的税收。国家不直接拥有财产，也不直接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在这种意义上，税收国家也可称为无产国家。[3]
税收国家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税收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
税收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资源配置主要形式的经济形态，与计划经济相对应。市场经济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在自然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都不存在市场经济。在自然经济社会，社会生产最主要的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国家可以直接凭借所有权取得维持国家存续的财政收入，此时的财政是家计财政。在产品经济社会，社会生产最主要的资源都控制在由每个成员组成的社会手中，（注释：在产品经济社会，阶级意义上的国家已经消灭，具有组织生产、分配产品以及维持秩序职能的国家仍会继续存在。）社会通过自主分配的形式取得自身需要的财政收入。在计划经济社会，社会生产最主要的资源也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通过计划分配的形式（实际是凭借所有权）取得财政收入，此时的财政属于国家财政。只有在市场经济社会，社会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市场主体手中，国家并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也不直接进行盈利性经营活动，而是通过税收的形式分享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果，从而取得财政收入，此时的财政属于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仅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4]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是税收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
税收国家存在的政治基础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税收国家的原则和理念内在地包含着法治的原则和理念，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税收国家必定是法治国家。税收国家形成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合宪、合法税收的存在。税收国家的税收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税收，而且必须是一个合宪、合法的税收，是一个在符合正义理念的
宪法和法律秩序统治之下的税收，而一个符合正义理念的
宪法和法律的统治秩序则以法治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税收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合法“侵犯”公民的财产权。税收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是税收，而税收是财产权无偿地由私人手中转到国家手中，即税收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财产权是
宪法所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必须合宪、合法。保证国家合宪、合法地侵犯公民财产权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法治国家的存在。法治国家的形成无疑都是以现代民主政治作为基础和前提的，由此，税收国家存在的政治基础就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