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的主观性权利的保护到客观
宪法秩序的双重保护，反映了
宪法功能的新变化，并为通过
宪法治理社会提供了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理念和制度。
宪法诉愿制度在两者价值的维护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功能。
五．权利救济的特别程序：
宪法诉愿的“补充性”功能
在
宪法诉愿的功能分析中，如何处理一般性权利救济和特别的权利救济是理论和审判活动中值得思考的重要课题。如果不注意两者的界限，有可能把
宪法法院误解为最高法院的“上诉法院”，也有可能把
宪法诉愿的权利救济功能过于“大众化”，使之变为一般性的民众诉讼。
所谓
宪法诉愿的“补充性”功能，是指
宪法诉愿的请求人应穷尽其他法律规定的救济程序后才能提起
宪法诉愿请求，
宪法法院才能受理，也称之为“补充性原则”。从实行
宪法诉愿制度国家的经验看，补充性原则的内容一般包括：（1）请求人在正式提起
宪法诉愿以前，首先要经过其他法律的权利救济程序，如对行政处分提起
宪法诉愿前，要经过行政审判和行政诉讼程序等；（2）
宪法诉愿的补充性原则所需要的“依据法律规定的救济程序”具有特定的含义，即合法和正当的程序，并不包括缺乏合法性的权利救济，否则会加剧请求人利益的损害。（3）
宪法诉愿意义上的“权利救济程序”指的是直接针对公权力行使或不行使，请求判断其效力的有无的具体程序，并不是指事后的诉讼程序。（4）经过其他权利救济程序是一种实体的判断，不包括因形式要件不具备而不受理等情况。（5）还有一种情况是，同时存在几种权利救济程序时，原则上要求经过法律规定的所有救济程序。但请求人为多人时，其中一部分人经过其他权利救济程序，其他人没有经过时，通常解释为经过了权利救济程序。
那么，为什么
宪法诉愿制度必须遵循补充性原则？这里存在着
宪法诉愿制度的本质要求与功能的客观界限。首先，这一原则决定于
宪法诉愿的本质属性，即
宪法诉愿不是一种选择性的权利救济形式，而是例外的、特殊的权利救济手段，是在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救济找不到可选择的途径时运用的制度。它既不能代替已有的权利救济程序，也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合理界限。在现实生活中，对基本权利的侵害往往是以法律的违宪性为基础的，通过对法律规定的权利救济程序，一般的基本权利侵害问题能够得到救济。但由于法律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基本权利类型的多样化，在具体当事人的权利受侵害时客观上有可能存在无可依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或通过了相关的救济程序后仍得不到救济时，需要通过一个开放性的权利救济通道来解决“灰色区域”的基本权利侵害现象。其次，补充性原则的确立有助于合理地分配一个国家的司法资源，保证
宪法法院集中精力解决重大的
宪法问题。如果
宪法诉愿来代替一般法律的权利救济功能，其结果必然加大
宪法法院的工作负担，既削弱普通权利救济的功能，同时也给
宪法诉愿功能的发挥造成各种障碍。在德国，由于法院的判决也成为
宪法诉愿的对象，两者之间功能的合理分配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三，
宪法诉愿的补充性原则有助于建立权利救济的统一体系。一国的权利救济体系是有机统一的，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功能与特色，需要在不同的救济程序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发挥权利救济的整体性功能。在奥地利，
宪法诉愿与其他权利救济之间是“相对补充”的关系，原则上要求“穷尽其他救济”原则后才可以提起
宪法诉愿。
在
宪法诉愿制度的运作中坚持“补充性”原则具有客观必要性，但这一原则的适用并不是绝对的，在价值形态与判断标准上存在着一定范围内的“例外”情况。所谓“另外”情况，是指不受“权利救济穷尽原则”的限制，直接可以获得
宪法法院的救济。根据德国、韩国等国家的
宪法判例，以下几种情况下可以不受“补充性”原则的约束。（1）对法律直接提起
宪法诉愿的情况。依据法律直接产生基本权侵害问题时，对法律本身的效力无法通过普通法院的诉讼而解决时，可直接提起
宪法诉愿。如在1994年生计保护标准的违宪确认判决中，韩国宪法法院认为，本案的审判对象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具体处分，而是根据保健部长官的指示确定的生活费的标准，因在现行的行政诉讼上没有救济途径，可解释为补充性原则的例外。（2）
宪法上规定了基本权利，但因议会的“真正立法不作为”，请求人无法依据具体法律寻求救济的情况。（3）虽然客观上存在权利救济的途径，但如事先经过该程序缺乏期待的可能性或法律救济程序不清楚的情况。韩国和德国宪法法院在多数的判例中确立了该“例外”情况。具体包括请求人有正当的理由认为如经过其他救济程序会给他的利益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即使经过其他权利救济程序几乎没有得到救济的可能性、能否经过权利救济程序客观上不确定时，可以不适用“权利救济穷尽”原则。（4）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对特定的
宪法诉愿中的
宪法利益，请求人无法了解客观上的权利救济程序时也可适用“例外”原则。对于
宪法法院来说，“例外”情况的认定是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在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确定相关的标准。如《德国宪法法院法》第90条第2款明文规定的适用“补充性”原则的情形包括：
宪法诉愿具有“一般重要性”的意义；如先经过权利救济，会给
宪法诉愿提起人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时不一定经过事先的权利救济程序。根据德国宪法裁判理论，具有“一般重要性”指的是诉愿涉及“根本的
宪法问题，通过
宪法判断，不仅可以救济当事人的利益，同时为可能为以后出现的多数类似
宪法问题的解决提供可期待的依据。韩国宪法法院判例中认定的“例外”情形主要包括：对造成侵害的公权力的行使或不行使无具体的权利救济程序；诉愿请求人有正当的理由认为未经权利救济程序；通过已有的权利救济程序，几乎不能期待权利救济；权利救济程序的可行性存在明显的不确定状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