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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法有自己的历史，以英国法为例，在早期诺曼时期，犯罪和侵权行为没有明确的区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法侵害”(trespass)或多或少是侵权行为的同等物，这种不法侵害类似于现代侵权行为法中的对于土地、财产和人身(殴击、威胁和非法拘禁)的侵害。这种侵权行为的构成只要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使用了一种“力量”(force)，二是力量的使用是“直接的”(direct)。也就是说，早期社会侵权行为的构成，并不要求有行为人主观的要素，侵权行为责任实际上是一种严格责任，既不要求原告证明被告的主观故意或者过错，也不要求证明原告所受到的损害结果。[18]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3~14世纪。随着国王权力的扩张，他所管辖的侵权行为案件也不断扩大，到了13世纪，一种新的侵权行为形式得以产生，与直接“不法侵害”相对，史称“案件”(case)，严格地说，为“在相似案件中的不法侵害”(trespass on the similar case)。[19]到14世纪，这种新的诉讼得以形成。两种侵权行为形式的区别在于，“案件”中，被告的行为对原告造成了损害，但是该损害或者不是“直接的”，或者没有使用“力量”。经典的例子是，如果你持一根木棍击打原告，那么你的行为可以构成一种“不法侵害”，因为同时存在“力量”和“直接损害”。但是如果你将木棍扔在公路上，原告由于天黑被绊倒并受伤，那么你的行为则是一种“在相似案件中的不法侵害”，因为力量已经不存在，损害也不是直接的。两种侵权行为区分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不法侵害不需要当事人的主观过错，而在相似案件中的不法侵害中，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比如过失则是必要的。侵权行为法的这两种形式一直延续到17~18世纪，直到18世纪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确立了“过失”的侵权行为形式，从而开始了过错责任原则的时代。
五、过错责任及其理论解释
过错责任是近代的产物，其标志便是《法国民法典》(1804年)第1382条和第1383条，《德国民法典》(1900年)第823条，英国1932年著名的多诺休诉斯蒂文森案和美国1850年著名的布朗诉肯戴尔案。这些著名的法律规定和司法活动，实际上都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乃至是工业革命后的成果。我们可以讲，“过失”是产业革命的逻辑结果，而严格法律意义上过失概念的出现，便标志着侵权行为法中过错责任原则的形成。[20]过错责任原则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契约自由原则一起，成为西方近代法律的三个基本原则。[21]从法哲学的角度看，这个原则根源于资产阶级的意思自治，根源于文艺复兴以来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理性的存在，他对自己也仅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有权利处分自己的财产和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也因此为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的责任。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意思自治的来源。法国民法典的创立者们和解释者们延续了17~18世纪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的理性自然法的思想，即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律思想。
过错责任永远是侵权行为法理论的基本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有许多理论的争议。过错责任 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过错责任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过错责任原则为什么被称为“新生工业”的保护神？过错责任原则是侵权行为法的核心吗？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中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连接？是否存在着一种超越两种责任的第三种理论？
美国19世纪的经济史分为三个时期，这就是制造业时期、铁路业时期和钢铁横梁结构和电梯时期，三个时期都导致了侵权行为法的过错责任。在过去的100年到125年里，过错责任成为侵权行为法的正统理论。19世纪70年代以来，过错责任的理论基础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批判法学的“补贴工业发展”学说，二是经济分析法学的“有限资源的最大限度之效用”的学说。
前者用政治的观点看待侵权行为法，后者用经济的观点看待侵权行为法。侵权法的政治学派认为，19世纪侵权法的核心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伴随着产业革命而生，该原则为新兴的产业工业进行补贴。[22]过错责任原则是对客观归责的一种否定。被告是否对原告承担责任，要看被告在主观上是否存在着一种过错。这实际上是对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加上了一道屏障，实际上是对被告的一种法律保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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