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艺是否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关键在于：有无银行、验资机构或其他证人证言证明某公司提供的验资凭证是虚假的，如果有的话，王艺就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反之，则不构成。本案中，某有限公司申请公司登记注册的行为发生于《
公司法》出台不久，公司登记制度有待于健全完善的1995年上半年，我们应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而不是游离于这一历史条件，拿现在的眼光去看待它、苛求它。王艺在某有限公司申请登记注册期间，提供用作验资的凭证及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证明等文件，尽管形式上的确有不规范之处，但内容上具有客观真实性，且经法定验资机构验证，既不存在“使用虚假证明文件”的问题，也不存在“采取其他欺诈手段”的问题，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允许的、可行的，一言以蔽之，没有银行、验资机构、证人证言等任何证据证明上述验资凭证是虚假的，不具有欺诈性，与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本质特征明显不符。毫无疑问，不构成此罪。
第二点辩护意见是：被告人王艺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出资罪。
《抗诉书》认定“即使原审法院对原审被告人王艺犯虚报注册资本罪不予认定，也应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对原审被告人王艺虚假出资的犯罪行为予以认定”。法庭辩论中，控方认为，王艺的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罪两种罪，依照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应认定其构成虚假出资罪，对此，我们认为：
首先，控方《抗诉书》中“即使…”的上述表述反映了控方对被告人王艺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指控吃不准，心里没底。
其次，控方认定被告人王艺构成虚假出资罪，属于变更为对其追诉。根据高检院《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353条“变更、追加或者撤回起诉应该报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并以书面方式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规定，追诉应在一审判决宣告之前提出，控方在二审抗诉阶段提出追诉，没有法律依据。
最后，控方对被告人王艺虚假出资罪的指控根本不能成立。《
刑法》第
159条规定：“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
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见，虚假出资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出资制度，该罪的行为特征有两个，一是未交付货币、实物或未转移财产权而取得公司股份，二是欺骗股东而非公司登记主管部门。而在本案中，证据显示被告人王艺已交付股金10万元，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未交付股金而取得股份，更无证据证明被告人王艺有欺骗某有限公司其他股东的行为，因此，被告人王艺的行为与虚假出资罪客观方面的特征格格不入，毫无疑问不构成此罪。
第三点辩护意见是：被告人王艺的行为根本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法庭辩论中控方提出：本案的合同诈骗罪指控，指的是法人犯罪，应追究王艺作为“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对此，我们认为，控方在《起诉书》和《控诉书》中均未提及法人犯罪问题，在二审庭审阶段超出公诉文书的指控范围提出指控，显属违法。
关于王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一审时，王艺的辩护人对照《
刑法》第
224条的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法条规定，并针对控方《起诉书》中的主要观点，从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出发作了深刻、透彻的法理论证，在此不再展开。现针对《抗诉书》中关于此罪认定的主要观点，概括、补充六点辩护意见：
1、关于《抗诉书》认定的某有限公司自成立起即不具有实际履行能力，是典型的皮包公司的问题。
首先，本案证据证明：某有限公司是以某市农业集团为大股东，公司内部成员入股的形式合资100万元注册登记成立的，并非控方所认定的采用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的手段申请注册登记成立的。
其次，某有限公司在发生燃料油业务之前，与珠光、天平公司等单位均有大量业务来往，每年销售收入数千万元，经营状况良好。法庭调查阶段，控方所出示的补充侦查证据材料充分证明了某公司并非皮包公司。
最后，履行能力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相对于燃料油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而言，实实在在地反映在合同履行上。关于实际履行能力问题，在一审中，我们已作了充分详尽的阐述，现概括如下：某有限公司在购买广东某燃料公司燃料油之前已找到了买主增城市某电厂，并与上述两家单位签订了购销供货合同，某有限公司从燃料公司提货后，将该批燃料油高价卖给发电厂，赚取了十几万元的差价利润，已按照正常的交易手段、价格与上述两家公司实际成交，这足以说明高能有限公司具备履行能力。一审中，我们已举了一个通俗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予以佐证：小孩已经出生了，还说是没有生育能力？
2、关于《抗诉书》认定的燃料公司是在不知某有限公司无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与之签订合同并向其供货的问题。事实上，燃料公司与某有限公司在发生本案的燃料油业务之前，与某有限公司有过多次业务往来，对某有限公司的资信情况心知肚明，正是在确认某有限公司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燃料公司才主动与某有限公司联系，并与之签订赊销形式的购销合同，并非某有限公司诱骗燃料公司。在诚信度较差的现代社会，签订赊销合同本身就表明其对对方履行能力和资信情况的认可。
庭审中，控方举出燃料公司出示的证据，证明燃料公司与某公司只做此一单燃料油业务，对此，我们认为：其一，燃料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中立性；其二，某公司的财务帐薄反映，在此之前，燃料公司与某公司有过多次业务往来。
3、关于《抗诉书》认定的被告人王艺将被害人的货款用于偿还其公司债务和正常开支的行为，客观上已实际非法占有和处分了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问题。
首先，应当肯定，《控诉书》认定某公司将剩余货款119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正常开支无疑是正确，尽管王艺在二审庭审阶段对剩余货款的用途表述不清，但结合本案侦查、起诉、一审、二审庭审情况，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一点。
其次，某有限公司收到货款后，用于偿还其公司债务及日常开支，从该批货款的使用情况来说，并不是挥霍，而是用在正常的生意场上，恰好说明其有还款诚意，并非有长期非法占有他人货款的主观故意。
再次，某有限公司拖欠燃料公司119万元货款，能够归还而不予归还却挪作他用的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而且这种违约行为侵犯了相对人燃料公司对该笔资金的占用权，这种民法上的违约行为，与“非法占有、非法处分”存在本质的差别。
最后，“剩余货款”的用途，在什么情况构成“非法占有”、“非法处分”的诈骗行为？在司法实务中，表现为：用于赌博等非法用途，隐匿、转移财产等，本案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
庭审中，控方提出，在签订合同时，某公司及王艺并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只是在货款到手之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的犯意转化，对此，我们认为：转化犯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构成转化犯的首要前提是法定性，即法律有明确规定，本案根本不具备转化犯的法定性条件。
4、关于《抗诉书》认定的被告人王艺签发空头支票实施合同诈骗的问题。
首先，燃料公司此笔燃料油业务经办人陈某于1998年1月20日出具了一份说明，内容为：“现有某市某某化工有限公司开给我司工行大同城转帐支票一张，号码为VIⅡ00041826，金额为人民币壹佰万元正，日期为九八年一月十日，由于双方口头确定时间投递前通知对方，但一直电话未有联系上，我司于九八年一月十二日向银行投票，造成银行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正。”这份《说明》已经一审庭审质证，并已由辩护人提交一审合议庭，它表明二点：①燃料公司对某有限公司帐上余额不足、该支票需“到期支付”心知肚明，否则就不存在“投递前通知对方”的问题，亦可反映出王艺在签发支票时，已与陈某口头约定了支票投递事宜，并作了如何承兑的说明，并非故意欺骗。②造成被银行退票的责任不在于某有限公司，而在于燃料公司未接到某有限公司的通知擅自向银行投递。
庭审中，控方提出：上述《说明》是王艺强逼陈某签署的，不是陈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我们认为：其一，本案证据证明，此《说明》内容与该案其它证据材料相互印证，具有客观真实性；其二，此《说明》是陈某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在神志清楚的情况下写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无任何证据证明陈某是在意志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写下此《说明》。
其次，在司法实务中，利用票据诈骗的行为表现为两种：一是签订合同前用空头支票做诱饵或担保；二是货款到手后，以空头支票做掩护，应付对方后卷款潜逃。被告人王艺的行为与上述特征明显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