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号文件与《
行政诉讼法》所限定的并为理论所归纳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去甚远。
在没有清晰解决被诉行为的准确属性的情况下，本案裁判的结果也就毫无意义了。
二、问题：关于14号文件的法律依据。
被告因不能如期提供14号文件的法律依据而败诉。不仅被告找不到，任何人也找不到，根本就不可能有。但不应只有一个结论：行政行为违法。至少还有可能是行政指导行为，行政指导行为是不需要直接的、明确的行为规范依据的。
福鼎市政府的确“死”得有点冤。
三、令人捧腹的原告。
原告诉称：“平均每个加工企业只能得到不足98方。”请问：平均——从何而来？是原告的期望吗？还是现实的分配原则？为什么会平均？为什么要平均？请原告——告诉世人。平均，可能只是原告毫无理由、毫无根据的虚妄假设吧？失去了这一前提，何谈侵犯了原告的利益？在垄断者（企业或政府）面前，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讲理的前提——打破垄断。
原告减产是事实，但减产的原因，是第三人的倾斜供应直接导致的，而不是市政府下发14号文件这一行为。即使第三人是“遵照”市政府的指示而为，在原告与被告之间还是需要第三人来——“链接”的，在不能说明原告不能直接通过起诉第三人来实现权利的前提下，是跨越不过去的。
最为关键的是：第三人减少（比以前）给原告的供应量，是谁侵犯了原告的什么权利？是法定权利，还是约定权利？首先，不可能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其次，如有约定（关于供应量），问题就简单了，违约之诉——简便易行，没有必要——如此绕弯儿。遗憾的是：都不是。原告根本就没有主张平均分配石材原料的任何根据，也不可能有。平均的份额，根本就是原告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幻想，没有任何可供支撑的依据。平均分配，那不是天然的平等，也不是原告不需论证即可拥有的所谓的平等权。凭借着“假想的权利”提起诉讼，当属——无稽之谈。
又假如：没有14号文件，而是第三人自己根据自己的主观“好恶”，随意、任意划分石材供应的比例（甚至为零，即拒绝交易）给不同的石材加工企业，又当如何？又能奈其何？第三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的权利（自有财产处置权、自主选择交易对象权），有何不妥吗？而且没有违反法律，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权利，没有违约，是标准的——合理合法的行为。
又试想：即使本案原告胜诉，但第三人并不受本案裁判的任何约束，若仍不改变倾斜的石材供应比例状况，原告，除了赢了这场官司之外，还能得到什么呢？恐怕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