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不知道：我们学校有没有学术腐败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学校近期能不能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我不知道；我们学校近期会不会出现学术滑坡，我也不知道。
　　三个校长三句话：裴定先生，早年投军抗日，没有文化，自学成才，文革期间受过不少苦，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任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1983年冬，他在教师座谈会说：“你们要做卡片。”他这句平常话，为我们党校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胡福明先生，就是写真理标准的那位，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任省委常委兼党校校长，在一次教师会议上，他说：“你们要有理论勇气”。一句平常话，保证了我校学术的发展和繁荣。潘宗白先生，就是现在任省人大科教文卫主任的那位，90年代初到党校任常务副校长，1998年他在全校大会上说：“要抓住机遇。”正因为他抓住了机遇，我们党校的硕士点从无到有，实现了零的突破。当时，国务院留给全国党校系统的硕士授权点仅剩最后一个，上海党校、山东党校和我校激烈竞争，都势在必夺。结果被我校获得，原因在于我校科研实力雄厚。中国有好多事情是不公平的，但是也有好多事情是公平的，我校竞报硕士点成功就是证明。
　　尽管这三位校长与我的个人关系并不怎么样，但是我不会忘记这三句话。我以为，三个校长的三句话应当写进校史。同时，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能够铭记这三句话。只要你能记住这三句话，你在学术上就肯定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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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顾乃忠教授讨论过中美两国的学术大师问题，我们一致的看法是：中国不允许产生学术大师，美国不需要学术大师。
　　中国不允许产生学术大师，不允许做大学问，这个看法大家可能都不会反对。但是，美国为什么不需要学术大师呢？因为，美国的问题基本上由议员和记者们解决了，不需要学者们动多少脑筋，自然也就不需要学术大师了。
　　在美国当议员最辛苦，老是要辩论，老是要学习，老是要思考，老是要调查，老是担心国家主席行使否决权，老是担心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老是担心被选民抛弃，还要防备恐怖组织扔炸弹。但是美国的教授们却不需要担心这些问题，而且，他们不愁没有好的生源，不愁没有科研经费，不愁文章没有地方发表，不愁文章不被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吹捧，更不用担心文字狱什么的。所以，美国的议员肩负着全人类的苦难，美国的教授则肩负着全人类的幸福。既然如此，美国怎么能出学术大师呢？最近20年红遍全世界、更红遍全中国的科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算不算学术大师呢？当然不能算。早在10年前，我就在文章中证明，科斯不过是用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律学家，又用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而已，所谓的科斯定理的流行，不过是病句走大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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