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主立宪是我21年前的一天晚上，在9号楼3楼会议室（就是你们学生会旁边的那个会议室）里的一次学术沙龙上提出来的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后来大约发表过六七篇文章，作过详细论述。这个系列文章中，有几篇曾经获得过江苏省委党校的科研奖，三等奖。三等奖也是奖，表明我刘大生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专门和上面过不去的人。《世纪中国》上有一个贴子，题目叫《刘大生为什么能在江苏省委党校呆下去？》，点击率很高，跟贴也很多。为什么能呆下去呢？党校都给我评三等奖了，我还不能呆下去吗？
　　南京林业大学的许向阳教授也特别喜欢党主立宪这个概念，并经常在嘴上念叨。当然，批评以至坚决反对党主立宪的也不少。
　　我的观点和主张，除了党主立宪外，还有规范生育论，白马非白马论，无民法论，坏人人权论，撒尿自由论，两级政府论，受贿无罪论，反政治童工论，告别鲁迅论，死而平等论，等等。
　　不过，我的文章在我校老师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不多，大概只有两篇，这就是《病句走大运》和《北京大学，北京哪个大学？》。
　　《病句走大运》批评了三个人：诗人海子，小说家乔伊斯，经济学家科斯。我们党校既有海子迷，更有科斯迷，所以这篇文章在校内产生了影响。《北京大学，北京哪个大学？》批评了前几年一种所谓的学术体制改革，刚好我们党校那时也搞学术体制改革，老师们有同感，所以产生了共鸣，所以有了影响。很遗憾，别的文章在校内除了能获得一个什么三等奖以外，没有产生什么真正的影响。原因嘛，很简单，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有些文章不能在校内产生影响还有大环境的原因。因为大环境，有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也几乎不能产生影响。党主立宪这个概念现在可以在中央党校甚至可以在中南海堂而皇之地讲述，但是在最初的几年，我仅仅可以将它印在名片上，用名片传播观点，是我的一个发明，不得而已的发明。现在有网络了，方便多了。但是，好多文章仍然无法传播。互联网上，大概有几十万、上百万个刘大生的网页，但是，现在能查到的恐怕只有几万，能打开的恐怕只有几千。这就叫：人没有坐过牢，文章经常坐牢。或者叫做人没有流亡，文章却经常流亡。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学术上的影响。正因为有这些影响，今年年初，一个知名网站，将我选入2006年度世界华人100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名录。还有一个网站，搞了一个两百人的名单，分甲乙两等，甲等100名，没有我，乙等100名，有我。
　　我选择并坚守学术道路，与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小时候正逢文革，社会流行辩论，在家里，我的父兄们经常传播一些辩论的故事，搞一些半真半假的辩论，这可能就是我的“学术”启蒙。
　　初中时，老师要我写一篇《刘庄盛开大寨花》的作文，而当时我所在的刘庄生产队却特别贫穷、特别落后，半温半饱是普遍现象，外出要饭也时有发生。于是，我天真地认为，刘庄没有认真学大寨，没有盛开大寨花，因而拒绝写《刘庄盛开大寨花》的作文。为此，我与老师进行了好几个礼拜的辩论，老师认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小彭德怀。而我却认为老师降低了大寨花的标准，损害了大寨以及农业学大寨的形象。辩论不了了之，但却给我留下了永恒的研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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