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作为一种评价机制，全方位目标实现推进机制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对于整个检察体制的整体目标的实现的一种策略和手段，相对于宏观体制来说，它是属于一个方法论的范畴。但对于山东省检察体系来说，它又成为了各单位的工作体制的一部分，而非仅仅是手段问题。或者可以说，从省院来说，它可能更加符合一种工具价值，但对于各下级院来说，它可能更属体制的一部分。
　　再进一步说，对于单位来说，它更大程度上属于工作手段的范畴。但对于部门和个人来说，尤其是对于负担责任的领导者来说，毫无疑问，看成工作体制的一部分是当然的问题，这本身也是制度的设计者所希望的。
　　有了这一推论，我们就存在一种讨论的空间，也就是，作为一个理性的自然人，他在面对一种工作机制时总会选择效益的最大化，也即是要追求经济学上所说的边际效益。同样，作为一个单位，他也要追求边际效益，即要使单位在机制中获得最大的效益，当然，单位是无判断能力的，真正的判断者是单位的决策者。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成员，他同时要面临个人和团体的效益判断。在这一个过程中，即便是纯粹的功利主义者，也不可能仅仅从自己的效益高下来选择行为模式，因为团体利益同样是个人利益的一种潜在形式，它可以随时转化为个人利益。我们想分析的是，在面对这种选择的时候，一个总是理性选择利益最大化的个体是怎么进行自己的行为选择的。进而我们可以对我们的讨论话题做出结论。为了论述的便利，又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把单位和个体抽象化，所以文中的分析都是以一个抽象的个体为对象，并不限于个人、部门或者单位。
　　三 对全方位目标实现推进机制的经济学分析[1]
　　如果检查和工作的目标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检查工作对于正常工作的进展有较好的正面作用。在这时，从经济学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主要关注整个活动中所支付的成本。也即对这一进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事实上，检查是一个纯粹的成本行为，假设这一成本为cp，工作要有成本wp，工作的收益为wi，是由国家支出收益no和个人支出收益mo组成的。我们就有：
　　总成本P=cp+wp
　　总收益I=wi=mo+no
　　总效益H=I-P
　　如果无检查，则：cp=0
　　在工作成本wp不变化的情况下，总成本P最小。但此时I中所包含的mo就会因为缺乏激励因素而减少，如果不考虑个人素质和道德约束因素，mo无限趋近0。此时：
　　H=I-P= no–wp
　　事实上，作为国家机关，检察院的工作成本基本上全部来自于财政拨款，也即：
　　no ≈ 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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