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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对中西法律之态度。樊增祥凭藉司法行政近三十之经验，不仅深谙中国旧律之长处，亦晓然中国之民情风俗，认为中国旧律不可尽废，外国法政未必尽学。其谓：“今日虽力行新政，中国之民犹是旧日之民也。性情风俗迥异岛人，蠢愚冥顽，未受教育。若必尽改中国之法律，而以外国自治其民者治吾之民，是犹男穿女衣，俗戴僧帽，吾未见其有合也。法政诚不可不学，中律亦不可尽弃”。 在雒南县令呈交的《词讼册》上，他则批示道，“吾陕州县中问案好手高出外国律师奚啻万倍，固不必事事推逊，以为中不如西也”。 而在笔者看来，樊氏对于中国旧律的这种自信态度，实源于他对中国旧律之深刻了解。相反，当时乃至今日“事事推逊，以为中不如西”者，多半由于对中国旧律存在莫大隔阂，不能认识中国旧律精华之所在，非己是人。樊增祥非常鄙视这些妄自菲薄之人，他说，“人无论中西，种无论黄白，其资性未尝不同，西人心力所到之处，谓华人必不能到，不必若是之自贬也。” 中华传统法系积数千年演变发展之功，在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发挥不可磨灭的作用，身为华夏子孙，实不该出此菲薄妄断之语。
其三，对时局之态度。樊增祥面对世变之亟，他一方面痛心疾首于中学之凌替，力抵新学之弊端。其谓：“比来欧风醉人，中学凌替，更二十年，中文教习将借才于海外矣。吾华文字至美而亦至难，以故新学家舍此取彼。……是使当世无文章，而后世无史料也” 。又谓：“先圣先儒大抵责己不责人，务实不务名，爱国不爱身，计功不计利，今之谬论专责政府，指斥朝廷。及问客何能，则哓然无具。所谓新学者猎皮毛而已，志富贵而已。不得富贵则怨望，怒骂而已。幸而富贵，则亦甘为人役而已。呜呼！学新学者皆如是，何颜责政府哉？” 另一方面，他又感到无可奈何，曾经言道：“天下事所以不振者，尽坏于名存实亡四字。属员以是敷衍上司，外吏以是敷衍京朝，官自办新政以来，取民之财数倍往昔，而实事求是者寥寥无几。……吾侪此时作官，惟有我尽我心，我行我法而已。” 斯时斯世，孤木难支大厦之将倾也！
其四，对国家民族命运之理想。在当时，樊增祥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充满了信心，其谓“风气渐开，运会渐转，百年内外，学益精而工益巧，天悔其祸，人竭其才，地呈其宝，必有驯致富强之一日，则中国漫漫长夜有时而旦矣”。 而在《送陕西高等学堂学生留学东洋序》一文中，樊增祥的寄语可谓“剀切沈痛”：
诸生行矣，经旅顺，眺大连，日露炮火所争持，倏完而倏破者，皆吾地也。泊长崎，指马关，甲午城下之盟，掷金二万万之处也。北望辽阳，战血未干，遗骸满目，我太祖太宗发祥之所也。西望故乡，五年以前两宫蒙尘所巡幸也。西南望中华，全国风潮汹涌，海气蔽天，吾黄帝尧舜亿万万子孙所侨寄而托命者也。诸生勉之哉！……我不若人，惟当自奋，不当自馁，即稍能趋步，人益当自勉，不当自足。日置吾身于薪胆之中，而预悬人格于欧美之上，积愤求通，增高继长，以吾华人之聪明，弃其畴昔无用之学。而人人求为有用之材，何实业之不成，何国耻之不振？
山河破碎，国难日深，凡是中华血性男儿，读之能不动容？总之，樊增祥在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复杂的，感情是丰富的。其思想感情的因子并不仅仅体现在上述这些篇什当中，而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主线，在诸多文字中皆有表露。在一些人看来，这些文字或许是进步，或许是保守，或许是充满激情，或许是冷眼旁观，类似的价值判断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它们是在那个特殊的转折年代一个具有相当人文与社会关怀、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的人所做出的正常反应。是以，我们对于书中的文字应该尽量站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对于当事人——樊增祥及其所代表的“旧式”司法行政的技巧、理念作设身处地的考量，而不是轻率地以今非古，横加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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