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法律与社会——樊增祥和他的《樊山政书》
孙家红
【全文】
一
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又号樊山、天琴，湖北恩施人。光绪三年（1877），中进士。散馆后，出补陕西渭南县知县，累官陕西、江宁布政使。其人“颇负一时清望”，文章政事俨然大家，诗歌判牍皆有盛名。
张之洞云：“洞庭南北有两诗人，王壬甫五言，樊樊山近体，皆名世之作” 。后以文章游于京师，会稽李慈铭亟称其材，曾谓“其七律足追踪唐之东门、义山，而古体胜之” ，又谓“今世词家独吾与子珍、云门耳” 。樊增祥师事张、李二人，而诗境并不与相同，“论诗以清新博丽为主，工于隶事，巧于裁对”，“尤自负其艳体之作”。
樊氏“诗才雄捷，欢娱能工，不为愁苦之词”。曾赋前后《彩云曲》，铺陈清末名妓赛金花风流故事，传诵一时。“嘉兴沈曾植读之，以为的是香山，不只梅村”。其人“诗思迅疾，案头常积竹纸百余页，每有省记，下笔数行，不数月又易本” ，《光宣诗坛点将录》谓其“生平以诗为茶饭，无日不作，无地不作”，并列为“马军五虎将之五”，以《水浒传》中第十五条好汉“天立星双枪将董平”喻之。 易宗夔《新世说》谓，“咸同光宣之诗人，可别为三宗”，其中樊增祥“吐语新颖，则其独擅”，与王闿运、郑孝胥各为三宗之首 。樊氏殁后，“遗诗三万篇” ，蔚为诗坛文豪。
除作诗外，樊氏尤长于听讼。时人记载其治狱实况云：
每听讼，千人聚观，遇朴讷者，代白其意，适得其所欲言。其桀黠善辩以讼累人者，一经抉摘，洞中窍要，皆骇汗俯伏，不得尽其词，乃从容判决，使人人快意而止。……于家庭衅嫌，乡邻争斗，及一切细故涉讼者，尤能指斥幽隐，反覆详说，科其罪而又白其可原之情，直其事而又挞其自取之咎，听者骇服，以为炯察而得实。
其所治判牍，“以仲由折狱之长，杂以曼倩诙谐之笔，妙解人颐，争相传诵” ，“每一批词挂发，吏民传写殆遍” 。李慈铭曾谓，樊山公牍“别是人间一种文字，可与入官者作前马”，沈曾植亦云“古今政书虽夥，求其切情入理、雅俗共喻者盖尟”，而樊氏之判为“独有心得”。 樊氏之治狱风格及所治判牍，在当时影响广泛。据其自述，“宰渭南六年，尝裒其公牍批判付诸剞劂，已数千部流布人间矣” 。及至民国四年（1915）法政学社再行刊印《樊山判牍》，认为樊氏“引经断狱，案无留牍，往往与文明法律互相发明”，“际司法独立改良裁判之时，法学人才亟待养成，倘能循兹途辙，实地研究，则谓此编为法官树之鹄焉可也”，并在该书扉页标识“审判必需”四字。此外，《新编樊山批判精华》之“凡例”亦谓“樊樊山先生文章政事为当代泰斗，久为吾人所宗仰”。可见，共和肇造，国体虽已变更，樊增祥的判牍文字在当时一部分国人中间仍然受到欢迎。
总之，樊增祥在文章、政事两个领域成就均十分显著。其诗作别为一派，风格独特，“效者甚多” ，自然占据近代文坛相当重要之一位置。其考中进士后，从政几近三十年，虽然仕途并不显达，最高位阶仅一布政使而已，却尽显行政司法方面的优秀才能，深得舆论之认可，自又在清末政坛上具有典型的模范意义。综其一生，似可用下面四句诗来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