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损害赔偿而言，责任法的规定散见于草案各编当中，暂不详细列举。就损害法规范，该草案同样未在债法总则部分规定损害赔偿，而是在债法分则当中，分别于合同之债中的“违约责任”及侵权行为之债的“一般规定”和“侵权责任确定”中加以规定。违约责任中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大体与现行
合同法的规定相同（第
124 条等），增加规定了损益相抵原则（第
131 条）。债法分则第三题“侵权行为之债”包括四章：一般规定、一般侵权行为、特殊侵权行为、侵权责任确定（第一节方式及范围，内容包括：损害赔偿责任的实现、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第二节责任竞合）。
（五）存在的问题
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损害法这一最有可能也最有必要统一规定的损害赔偿法内容，在上述诸草案中，均没有作统一的规定。
由于是分裂规定，有些内容不免重复，比如分别规定过失相抵规则。如果这还可以算是有必要的话，而有些则是没有必要的，比如在合同和侵权两部分，均规定责任竞合，发生此问题的有官方草案[15]和徐国栋教授草案[16]。
中国损害赔偿法的立法问题
贯彻法典化理念，对于损害赔偿法中可以统一规定的内容，就应当统一规定。以下分别责任法与损害法分别说明。
（一）责任法的立法问题
1. 形式问题
对于责任法，显而易见，集中于某一编章规定，并不可行。就民法领域的内容，也只宜分别于合同、侵权、亲属等编中加以规定。
2. 实体问题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格权利遭受侵害场合，也应当可发生非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现行司法解释对此持否定意见（法释[2001]7 号第5 条），应 予改进。
（二）损害法的立法问题
1. 形式问题
对于损害法，是最易于而且也最应当统一立法的。按照提取公因式的方法，损害法中的一般问题：损害赔偿的方法、归责原则、赔偿范围等，均应当尽可能地抽出共同的内容，统一立法。应当于民法典的什么位置加以规定？像德国、台湾地区的立法是将损害法的共通规则置于债法总则当中。损害赔偿问题正如责任法所反映出来的，不仅民法债编涉及，总则编、物权编、亲属编也涉及；不仅私法涉及，公法也涉及。因而梅迪库斯教授认为，损害法（德民第249 条以下）也可置于《民法典》第一编（民法总则），甚或置于一项更为一般的法律之中。[17]应该承认他的这种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笔者认为置于债法总则中规定，仍有相当的理由。主要是损害赔偿毕竟是一个债之关系。因而，这一问题也印证了，债法总则的设置确实是有必要的。
可否在合同编或者侵权行为编集中规定呢?这种构想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由于不在债法总则中，无论是在合同编，还是在侵权行为编规定，都不会当然地对另一编的损害赔偿问题适用，这样，要么在另一编中重复规定，而丧失简约价值；要么在另一编中大量规定“准用”条款，而这样又会带来法律适用上的繁琐。
可否于民法总则中规定？2002 年官方民法草案于第一编第七章规定“民事责任”，可否在此章中规定“赔偿法”呢？这样的构想正应了梅迪库斯先生的观点，当然也有其道理。这样的安排比置于债法总则中更提升了一个层次，我以为亦未尝不可。
2. 实体问题
（1）赔偿方法。宜规定以金钱赔偿为原则，以恢复原状为例外。
（2）归责原则。原则上仍采二元制，同时规定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
（3）免责事由。不可抗力，可以在债法总则部分统一规定。惟现行法上对于不可抗力的构成，要求甚严，即“三个不能”居于并存关系（and），是否向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学习，使之居于择一关系（or），仍值得进一步探讨。至于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可以继续置于侵权行为法部分规定，不致滋生困难。
（4）赔偿范围。在合同领域，现行法学习国际公约及模范法，采纳可预见性规则（
合同法第
113条第1 款），此一立场已被国人接受，不宜随便变更，只宜继续坚持。对于缔约过失责任中的损害赔偿问题，也应当以可预见性规则加以限定。在侵权领域，我国法向来没有采纳可预见性规则，因而不必强求统一。现行法的做法，区分不同的损害对象，具体罗列损害项目，分别累计计算，仍可继续坚持。这样，岂不是维持目前合同与侵权两在领域的分裂现状吗？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就债法总则部分的统一规定而言，仍不妨规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所受损失与所失利益两方面。肯定完全赔偿原则。而合同与侵权各自损害赔偿的基本限定手段，则不妨分别于合同编与侵权编规定。
关于过失相抵规则，应当统一规定于债法总则，以对各种损害赔偿责任，均有适用余地。是否同时规定减轻损害规则，涉及减轻损害规则与过失相抵规则的关系。在立法论上，是继续保持二者并立的局面，还是加以统合，去掉减轻损害规则，使之纳入过失相抵，确实值得进一步探讨。减轻损害规则虽符合诚信原则的要求，同时也应当注意，赔偿权利人通过减轻损害所形成的利益，悉归赔偿义务人享受，故自经济分析的角度，确实不具有激励因素。[18]
损益相抵规则，也应当统一规定于债法总则。
（5）非财产损害赔偿。应当于债法总则中加以规定，这是因为非财产损害赔偿并非仅对于侵权行为始有存在的问题。就此，中国通说仍固守错误见解，以违约不生非财产损害赔偿问题，构成立法上的障碍，必须在观念上加以澄清，在行动上予以克服。
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与继承的关系，值得深入思考。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03 ]20 号）第
18 条第1 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时，有固有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又依同条第2 款，“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 法院起诉的除外。”原则上强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专属性，不得让与或继承。例外于赔偿义务人已以书面承诺或者赔偿权利人已向法院起诉场合，可以成为继承的对象。这一立场，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自抚慰金的目的而言，是在于以金钱对受害人予以抚慰。金钱虽不是万能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没有金钱则是万万不能的。如果以受害人已死亡，而否定其固有的抚慰金请求权可以构成遗产的一部分而由其近亲属继承，显然不合于受害人的意思，而使加害人受益。于此场合，建议借鉴德国法、[19]日本判例的立场，[20] 同时肯定受害人的抚慰金请求权及其近亲属固有的抚慰金请求权，于受害人死亡场合，其抚慰金请求权（作为一项财产权）构成遗产的一部分，由其继承人继承。又非财产上损害，不仅对于自然人可得发生，对于法人或其他组织，亦有可能存在。司法解释不承认对于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谓法人无精神损害尚可，谓法人无非财产上损害，则不免极端，步入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