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国外类似我国保税区的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都是先由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然后再予以设立，采取“先立法，后设区”的模式，这样，这些经济区的运作就比较规范，实际效果也比较明显。而我国的做法是在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先建立保税区，保税区建立以后，也没有中央一级权威的立法对其予以规制，只有部委和地方省市一级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对其予以调整。这样就使得保税区的运作很不规范，相关部门针对保税区制定的制度不尽协调，在管理体制、优惠政策、海关监管等方面各保税区的做法都不尽一致，弱化了保税区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应有的作用。
　　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需要法治的保障，需要健全的立法、执法、司法机制的保障。法治在国外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美国制定了《美国对外贸易区委员会通用条例》，土耳其制定了《土耳其自由贸易区法》，智利制定了《智利自由贸易区法》，韩国制定了《韩国自由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欧共体海关法典》也有自由贸易区的相关规定，《京都公约》也专门对自由贸易区作了规定，等等。因此，为了推进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为了在WTO体制下更快的发展自由贸易区，就必须加快自由贸易区法治建设的步伐，而最急迫的则是制定一部统一调整自由贸易区各种社会关系的中央级的行政法规或法律。
　　2.自由贸易区建设是法治的突破口
　　自由贸易区法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我国社会整体的法治水平。虽然党和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但是目前我国社会整体的法治水平还比较低，自由贸易区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示范区，在法治建设方面，也可以发挥其辐射和示范功能，其法治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进我国社会整体法治水平的提升。具体来讲，自由贸易区发挥这种示范区和突破口功能的途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自由贸易区高度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为引进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优越条件。自由贸易区是高度开放的区域，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自由贸易区是高度自由的区域，基本上不受到海关的监管；自由贸易区是高度发展的区域，与世界经济高度接轨。这些优越条件可以使得自由贸易区可以更加容易地借鉴和吸收国外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的法律制度及其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由此也就导致了自由贸易区的法治建设总体水平可以走在全国的前列。自由贸易区法治建设的这种超前性和探索性必然会对全国的法治建设起到一种示范和引导的作用，而且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经验可以推广到全国，自由贸易区的失败教训可以为全国所避免，由此，自由贸易区充分发挥了我国法治建设实验基地和示范区域的重要作用。
　　（2）自由贸易区凭借其独特的优势地位可以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我国法治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历史工程，虽有西方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但鉴于我国与西方在基本社会制度、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等基本条件的不同，如何借鉴以及如何探索适合我国特殊国情的法治建设模式一直是困扰我国改革者和决策者们的一大难题，而自由贸易区建设则很可能成为一个突破口。自由贸易区在保持我国国情特色的前提下，更多地与西方法治建设发达国家相接近，它实际上是界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因此，就更容易发挥这种中介作用，首先进行借鉴和探索法治建设模式的实验，这将比全国直接借鉴和探索来得容易。其次，自由贸易区地区面积不大，进行实验的成本和风险与全国相比，相对较小，再加上自由贸易区数量众多，可以分别探索不同的法治建设的模式，从而为全国法治建设模式的选择提供了参照和比较的对象。美国法官布兰代斯有一段常被人引用的话：“如果某个州的人民愿意，就可以把自己这个州作为实验室，进行新的社会和经济的试验，而对这个国家的其他州都毫无危险。这是联邦制令人高兴的事情之一。”[29]布兰代斯法官这里论述的美国联邦制的优点同样适用于自由贸易区进行法治建设的创新与实验。再次，自由贸易区监管相对宽松，进行法治建设实验的阻力和障碍较小，更容易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自由贸易区的这些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完全可以充当我国法治建设突破口的重任，这将是我国的自由贸易区在发挥经济建设作用的同时所发挥的一项其意义决不压于经济建设作用一大历史作用，自由贸易区的法治实验将在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上写下庄严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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