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民法距离
宪法较远，但距离
宪法的远近并不能作为判断法律重要性的依据。距离
宪法越远，说明
宪法对之干预越少，即距国家权力越远（有国家权力的地方
宪法都会有至少是原则性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
宪法不涉足或少涉足的领地，就是在告戒国家权力不涉足或少涉足，也就是表明此处属于“私法自治”之领域，而“私法自治”与
宪法保障人权免受国家权力侵害的最 高价值追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从形式上看民法与
宪法距离最远，但从精神价值层面上看民法又与
宪法最近，其它法律与
宪法只是形似，而民法则与
宪法神似，其它法律或许只是
宪法实现其终极价值的途径和方式，如通过分权、限权来保障人权，而民法的终极价值本身就是
宪法的终极价值，甚至
宪法消逝之后，民法可能永存，即国家权力消逝，人权永存，从这个意义上说，甚至
宪法都只是实现民法价值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在哈耶克看来，
宪法属性的吊诡性在于它既作为公法的上层建筑，然其最终目的又是为了实施私法。哈耶克与戴雪都认为，
宪法乃私法之结果，而非私法之渊源，哈耶克更是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认为法治乃私法的公法之治，宪政乃以
宪法的公法形式实施私法。[24]
但“公法易逝，私法长存”[25]只是遥远未来的一幅图景。以人类历史目前的发展来看，
宪法还处在生命力旺盛的青壮年，在有的国家甚至还处于稚嫩的童年时代。在当今的宪政社会，
宪法更宏观的视野，更复杂的结构，尤其是它以人民的名义说话而具有的一种自然法力量，使
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法”的地位，民法在法律位阶上不得不低于
宪法。立法者在制定民法时也应以
宪法为依据，在
宪法之前的民法规范只有在不与
宪法相抵触时才能继续适用，民法随时都可能受到合宪性审查。虽然
宪法之前的民法制定时并不需要
宪法作依据，它依据的主要是人民的习惯、历史的传统、法之理念、自然法精神等，但有了
宪法之后，这一切都蕴涵在
宪法之中了，
宪法就是人民的习惯、历史的传统、法之理念、自然法精神的结晶，以前它们分散地呈现在教科书中，在学术著作里，在乡规民约或法典汇编中，在人民的思想和信仰里，现在它们集中体现在一部
宪法文本中，以庄严的根本法规范明确而集中地表达出来，
宪法因此而闪耀着神圣的光辉，成为“万法之母”。
“私法被认定为社会关系的调节规则，在这方面，国家除了为保证解决争端的程序得以有秩序地进行外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公法则被看作是国家机构之间以及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的法律框架。”[26]民法作为典型的私法，主要是规范私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
宪法重点规范的是权力关系以及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对权利与权利的关系只作了简洁的原则规定（如权利的平等性、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等），其具体内容由民法自己去处理。如果说
宪法对
宪法性法律是千叮咛、万嘱咐（为其制定了一大堆相对具体的规则），对诉讼法、
刑法、行政法也是态度严厉，约法三章，那么它对民法则是和颜悦色，甚至有点放任自流。当民法是
宪法的规范对象时，
宪法对民法比对其它法律宽松，立法者在制定民法时比制定
宪法性法律、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律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此时
宪法对它们的制约可能远不如民风民俗、传统习惯、历史文化等社会因素对它们的影响大。当某些行为是民法规范的对象时，民法也比其它法律宽松，如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比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明显更多，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有较为充分的自由选择权，而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的意志却很难影响行政机关的决定，行政机关是依法行政，而不是与对方协商行政。与
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律相比，民法不太受
宪法影响的变化，对
宪法变迁的反应相对迟钝，不论政府如何更迭，政体如何变迁，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方式依旧，市民社会之间的来来往往所遵循的规则并不因此有大的变化。“即使是在因革命或征服而致使整个政府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大多数正当行为规则，亦即私法和
刑法，却会依旧有效——即使是在那些 主要因欲求改变部分正当行为规则而导致革命的场合，事实亦是如此。”[27]民法的基本原则，如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 [28]与
宪法的有关原则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于民法先于
宪法而存在，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则与其说是从
宪法原则中“引申”出来的，不如说是它们与后来的
宪法之间完成了一种有效的“对接”。其中平等原则与
宪法中的平等原则在精神上完全一致，只是
宪法中的平等原则比民法中的平等原则内涵更宽泛。其余的原则如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是专属于民法的原则，但它们与
宪法中的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权利界限原则之含义也是相通的。诚实信用是与他人相处时的要求，它涉及两个利益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间的利益关系”“， 在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对待自己事物的注意对待他人事物，保证法律关系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不得损人利己。……在当事人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不得以自己的民事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在权利的法律范围内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29]公平原则是通过协商和平衡的手段“在民事主体之间合理地、恰当地配置权利义务”，“使民事主体在实现自己利益而享有权利的同时，也为实现对方的利益而承担相应的义务， ……民法既鼓励人以正当行为取得权利并在权利范围内把别人化为自己利益的工具，同时又不允许人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在法律规定范围拒绝充当别人利益的工具。”[30] 这与我国宪法第33 条、第51 条规定的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权利界限原则是完全契合的， [31]是公民行使权利的
宪法原则在民法中的表现。“兼顾公益”的要求使民法中亦存在某种“公法”因素，这一因素是它与
宪法之间的一座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