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这里的“民法的法治主义”与“
宪法的宪政主义”的核心内涵是什么？二者之间何以产生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进而在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整体作业中“法治国家”与“宪政国家”之间如何确定恰当的关系？这是笔者感觉必须要进一步交待的问题，也是隐藏在本场争议“问题之争”背后的“主义之争”。
我这里的“民法的法治主义”，其核心内涵是：从内部来看，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私法自治为核心，强调私行为的自我决定和自己责任原理，最大限度反对国家干预，倾向于以民法作为基本法建构一个独立自治的自由制度空间；从外部来看，奉行“最少立法主义”，在基本态度上视立法为国家干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国家立法的保障作用，将民事法制建设等同于国家根本法的建设，对于
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缺乏根本性认同。“民法的法治主义”存在一定的规范宽度，就其对国家立法的接受性来讲，最狭的宽度是中世纪后期意大利自治城邦的私法体系，其核心为商人自治法，在一种最弱的国家意义上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代政治国家的现实面前，这种历史的宽度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开始逐步接纳国家干预，商法的国家化和
宪法根本法地位的不断充实是主要的表现，我将这种趋势称为“民法的脱自治化”或“民法的
宪法化”，当然这是一个远未完成同时充满价值争议的历史过程，“
物权法草案”的涉宪争议恰恰落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之中。“民法的法治主义”在现代体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对于近现代以来经过复杂的思想与制度建构建立起来的政治国家与
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缺乏历史性和价值性的认同，仍然留恋中世纪后期民法“一统天下”的旧梦，单纯的将
宪法理解为民法的“保镖”而非监督者，反对
宪法对民法的违宪评价。这种“民法的法治主义”显然难以与现代通常理解的宪政主义兼容。因此，秉持现代国家条件下“民法的法治主义”理念的学者（主要是民法学者）对于民法的辩护就往往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在价值上不断重申民法的“基本法”地位，重申私法自治和最少干预，对于公共领域、公共利益和国家权力缺乏必要的价值性理解和认同，其极端为“无政府主义”，但少有民法学者敢真正退到这个极端；在制度上，求助现实的国家权力，将民事立法作为民法领域甚至国家领域的“根本法建设”，反对
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以及
宪法对民法的规范控制与违宪审查，为此不惜回到宪政主义之前的绝对主义国家时代，以主权权力的同一性和绝对性拉平民法与
宪法之间的规范距离。因此。“民法的法治主义”往往漂移在两个极端之间：无政府主义与绝对主义，却很难停驻于作为这两个极端合理化结果的宪政主义。梁慧星教授代表中国民法学界在“
物权法草案”涉宪争议问题上的系统辩护即可大致归入“民法的法治主义”范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