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坐制度成文于战国李悝《法经》终于清末，贯穿整个封建文明法制史，伴随这一制度的相应处罚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特点。法，广义上是社会生存发展规律的总结，是“民轨”而相应的处罚是社会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危机的模拟，其本质就是教育，在“东渐于海、西被流沙”《尚书、禹贡》的这块土上，有着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滋养，民朴物丰，除水旱两灾外，其它的大规模自然灾害少发，造物主各啬了他的巨大毁灭力，整个社会所面临的不是天灾，而是由局部灾害所促动的人祸——战争、整个社会并没有因整体的危机而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社会与自然两个世界，从而发展社会教育生产力与自然物质生产力的整体创新力、而只是停留在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的上智下愚的社会教育与物质生产的对立，停留在人治人，人养人的力人经济形态，封建法制中，固有的利益相对，连坐制与宗族制的矛盾也正是这一社会形态的意识反映，刑罚也体现出以暴制暴的战争恐怖主义特点，以刑去刑，重刑主义，残酷的肉刑、流放边塞、充军作奴等，都是具体体现。
　　如果用唯物史观来看待社会，社会也就是教育的容器，个人只能在人类社会中成长才能成为该社会属性的人，人性也就是他的社会性。然而社会空间是有限的，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的，教育的开发、生产，复制能力也是一定的，而人有受教育的黄金时段，这就象是旅游黄金周时的热点景区一样，人多而限制人数提高票价，避免景观成“人观”从而将一部分人排除在外，教育的不均衡造成社会的分化，这是社会教育危机，韩非子在《五蠹》中道，“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食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这是人与自然及物质生产的危机，这些危机是几千年朝代兴勃亡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主要原因，今天控制人口，普及义务教育加强法制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基本国策也正是为摆脱这些危机，从而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而如向将这些变为自觉共识及行动呢？靠法与惩罚。
　　社会的主要功用就是教育，而法与惩罚则是教育的全部内涵，法是社会生存经验的总结，惩罚则是对违反这些经验规律所可能遭受的后果模拟，如果人人都经历真实的客观规律惩罚，也就没有人活在世上，更谈不上社会了因此说，社会是人类教育保护自我而生存的容器，这里的法和惩罚概念都是广义的，这样依法治国就不再生硬，而可理解为教育兴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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