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财税法律制度以及国家和纳税人的关系还需继续和谐之时，在我国的财税法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之际，作为二十一世纪的财税法学人应当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应当对历史、对国家、对社会负责，实现财税法学人所应当完成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我们认为，作为二十一世纪的财税法学人的历史使命在于：应当推动中国财税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为提高税收机关的服务意识、推动税收司法改革、保护纳税人权利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应当为壮大中国财税法学教育事业，特别是整个社会的财税法教育、提高普通纳税人的财税法意识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应当为中国财税法学的国际化、现代化、信息化，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中国纳税人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一）推动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的发展
　　我有幸几乎见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的财税立法，每每欣喜于中国财税法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亦倍感作为财税法学人肩上所担负的沉沉的历史使命。法学理论历来是法治进程的先导，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学研究的水平甚至决定一国法治发展的水平。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财税法学的研究与教学，对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发展自有一番体会。从最初跟随税收学亦步亦趋，到开始独立的研究视野，直至现在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中国财税法学如何能够实现研究思路的转型、研究体系的重构、研究方法的突破，最终形成崭新的财税法学理论，是当前全国财税法学同仁所苦苦思考和追寻的课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财税法学，其研究起点固然已经远远落后于德国、日本、美国等有着丰富的财税法理论积淀的国家，但经过近二十年，特别是近五年，诸多财税法学人的共同努力，中国财税法学理论研究水平与这些国家的差距也正在日益缩小。然而，作为对财税法治的前瞻性思考，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研究仍有着诸多不足，有着进一步深化的必要。迫切需要我们重新解读、反思当前的财税法治的现实，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进而提出立足于中国现实，而又超越法治现状，能够引导财税法改革与发展的财税法理论。因此，我始终坚信，财税法学的研究应当同步甚至超越财税法治的变革，财税法学人应当以引领财税法治建设为终生奋斗的目标！
　　（二）维护国家税收利益，构建强国财税体制
　　民以食为天，国以税为本。[4]税收是共和国的血脉，没有税收就没有共和国的繁荣富强，没有人民的安居乐业。因此，税收和国家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强大的国家必须有强大的税收做后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必须首先通过税收为国家筹集足够的建设资金，而税收职能的充分发挥又以科学合理的财税体制为前提。构建科学合理的财税体制需要充分发挥财税法学人的作用，这也正是财税法学人得以大展鸿图的用武之地。
　　财税法学的研究必须以维护国家的税收主权、维护国家的权益为根本。在我国，片面强调国家税收收入或纳税人权利都不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无论是忽视纳税人权利的保护，片面追求国家税收的保障；还是过分强调纳税人权利，不重视国家税收的保障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国家征收不到充足的税款，就无法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能，无法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整个社会的运行都将陷于瘫痪，最终也不利于保障纳税人的权益。就我国而言，社会主义税收的根本目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没有“取之于民”，就无法“用之于民”。因为国家利益最终的受益人仍然是每一个纳税人，通过税收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每一个中国人不都会从中受益吗？很多人认为国家的征税权强大了，必然影响纳税人权利，其实不然，征税权强大的同时也可以增强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力度，比如，国家把每年增加的税收的一大部分用于纳税人权利保护，不就可以营造国家征税权的保障和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双赢局面吗？强化国家的征税权并不必然会侵犯纳税人的权利，关键是采取何种手段强化国家的征税权，如果采取人治的方式，侵犯纳税人权利的现象将是在所难免的，但如果采取法治的方式，就不会侵犯到纳税人权利，因为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国家依法行使征税权。通过财税法治建设来加强国家的征税权，就能够达到既加强国家的征税权，又维护纳税人权利的双赢结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财税法学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也需要我们做很多事情。现在国家的不少财税立法和财税政策的制定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广泛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5]这本身就说明国家已经越来越重视专家、学者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得以运用研究成果来优化国家决策的良好时机，能够将自己的平生所学用于国家建设、用于造福人民，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一个真正的学者感到欣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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