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我参考了，整个这一段都参考了瓜里诺（G. Guarino）的出色的论文。参见氏著，论关于激励型与指导型的法律的宪法体制（1961年），现在收于：经济公法与能源法论著，米兰，1962年版，第125页以下。关于纯粹的确认型的法律，可参见第138页以下与第141-142页。
瓜里诺，前引书，第131-132页。
瓜里诺，前引书，第132页。
最近的理论，除了贾尼尼（参见氏著，经济公法，波洛尼亚，1977年版，特别是第228-232页）的概括外，还可参见塞拉尼（D. Serrani），作为资助者的国家，米兰，1971年版，以及阿马托（G. Amato），工业的政府管理，波洛尼亚，1972年版。还应该提到迪·罗比兰特（参见氏著，经济指令与法律规范，都灵，1955年版，特别是第10-11、25、28、72-73页）对于调整私人行为的报酬的规范的深刻研究。
瓜里诺，前引书，第137、138-139页。
对此特别可参考斯巴尼奥洛·维哥里塔（V. Spagnuolo – Vigorita），向私人提供公共财政支持中的法律问题，那不勒斯，1964年版，第56页以下；以及雷西略，私法对公共行政活动的关注，载于：经济法，第10年，第1册，抽印本，1964年版，第14页以下。
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刻揭示，参考波比奥，法的激励功能，前引书，特别是第30页以下，以及同一作者，广义二分法在法的理论中的运用，前引书，特别是第634-635页。
在一个现代的理论中，意大利的传统的“奖励型法律”可能会重新兴起，对此，除了参考乔亚（MelchiorreGioia）的经典的著作外，还要参考阿尔比尼（P. L. Albini），关于法以及政治-法律的科学与教育的分析论述，维杰瓦诺，1839年版，第97-103页以下。
参见罗多达（S.Rodotà），民法改革的理念和技术，载于：商法杂志，1967年，第1辑，第90-101页。
有关论述可参见，瓜里诺，前引书，第130-131页。
举一个例子，以及有关的犀利的批评，参见维森蒂尼（B. Visentini），银行不应该“烧掉”上百十亿的钱，载于：晚邮报，1978年8月19日。
参见莫斯卡（G. Mosca）具有历史的直觉的论述，自由国家与工团国家（1925年），现在收于：议会体制危机期间的政党与工会，巴里，1949年版，特别是第312-313页；帕累托（V. Pareto），民主的转型，由米西罗尼（M. Missiroli）编辑，波洛尼亚，1964年重新印刷，特别是第53-89页（第2章：中央主权的破碎）。
关于莫斯卡的地位，可参见皮奥瓦尼（P. Piovani），杰达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的自由主义，载于：意大利法律—政治哲学的历史时期，米兰，1951年版，特别是第140-142页。关于反对“工团反国家的谬论”中的“我们的
宪法科学之父”的地位，可参考，文噶里（P. Ungari）的生动描述。参见氏著，阿尔弗雷德·罗科（Alfredo Rocco） 与法西斯的法学观念，布雷西亚，1963年版，第32页以下，第48-49页。
对此，可特别参考科帕·朱卡里，单独法与共同法，前引书，第82页以下，以及支持的观点：费拉拉（F. Ferrara）, 意大利民法研究，第1卷，罗马，1921年版，第83-84页。在例外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区分，除别的学者之外，也被罗科（Al. Rocco）所否认（参见氏著，商法原则：总论，都灵，1928年版，第58页以下，第160页以下，第63页的注释1，指出了有关的参考文献）。
在这里提出这两个概念不是为了验证有关的批评，它们是作为历史上出现的范畴而被使用的，这是建构性的标准，可以用来收集和对各种现象进行分类。
费拉拉，意大利民法研究，前引书，第83页。
关于法律整合现象，M.维奥拉（M.Viora）对之作出了透彻的研究。参见氏著，皮埃蒙特
宪法，都灵，1928年版，第288页以下，以及同一作者，法律整合与法典编纂：法典编纂史研究（第3版），都灵，1967年，特别是第25页以下，第40页以下。在法律整合与法典编纂之间的对立被V. P.莫尔达里（V. P.Mortari）消解掉了。参见氏著，托斯卡那（Toscana）的格兰度卡托（Granducato）的法典编纂的尝试，载于：意大利法学杂志，1952-1953年合辑，第386-387页。
参见多勒（H. Dölle），当代的民事法律的法典编纂，载于：新商法杂志，1950年，第27页。
关于斯莱格尔贝格（Schlegelberge）的这句话，参考，多勒，当代的民事法律的法典编纂，前引书，第28页。参见伊尔蒂（N. Irti），法典的黄昏，载于：时代报，1978年2月18日，以及，政治选择与法律技术，载于：二十四小时的太阳（il sole- 24 ore），1978年3月1日。
参见哈耶克，自由宪章，前引书，第181页（在这里，作者写到“真正与身份相对立的是一般的并且统一的，对所有的人都同样有效的法律的统治，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在该拉丁术语的原来的意义上的，作为私人性的法律（privileges）的对立物的法律（leges）的统治”）；维勒，法学中的意思主义的兴衰，前引书，第279-280页；雷西略，意大利私法教科书，前引书，第137-140页；关于私人性的法律，马提乌，革命的希望，前引书，第124页以下，提出了重要的论述；一个很有意味的例子，可参见杰莫罗，不可否认迟早要给请求者一个位置，载于：新闻界，1978年8月18日。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由雷索那（M. Lessona）翻译的意大利文本，都灵，1967年重新印刷，第9章，第128页：“我们的父亲们不认识‘个人主义’这个词，我们根据自己的用法而塑造了它，因为在他们的时代不存在一个不属于一个团体的个人，而这个团体只被整体地来考虑；但是成千上万个组成了社会的团体只考虑自己。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是一种集体式的个人主义，我们所知道的是，它为走向真正的个人主义作出了精神准备”。关于受到阶级、政党、阶层、压力集团的逼迫而导致的法律危机，“已经打破了脆弱而又抽象的关于拟制的统一的人民意志的面相”，参见科塔，技术的胜利，前引书，第157页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