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维勒（M.Villey）, 法学中的意思主义的兴衰（1954年），现在收于：法哲学历史讲义，巴黎，1962年新版，第279页； 乔尔加尼，前引书，第396-397页；桑多罗·帕萨雷里，前引书，第26页；瓜尔涅里（A. Guarnieri），公共秩序与民法的法律渊源体系，帕多瓦，1974年版，特别是第48页以下。
参见阿洛里奥（E.Allorio），法在意大利的发展历程（1950年），现在收于：法的问题，第3卷，米兰，1957年版，第5页。
哈勒维（D.Halévy），关于历史加快发展的论文，巴黎，1948年版。关于法的领域，萨瓦提埃（R. Savatier），当代私法中的经济与社会变迁，第2卷，巴黎，1959年版，第18、71-73页；里贝尔（G. Ripert），法的演变与进化，载于：法的危机，帕多瓦，1963年重新印刷，第9页（关于法的静态的概念已经被一种持续创造的动态的概念所取代）。在科塔（S. Cotta）那里也有准确的论述（参见氏著， 技术的胜利，波洛尼亚，1967年版，特别见第179-180页），加快的发展“使得任何一个起源于守旧心态的过于确定和细节化的计划很快过时。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一个如同法典那样的，追求完整和严格的规范体系也是有效的”；马德乌其（N. Matteucci），转变社会中的自由主义，波洛尼亚，1972年版，特别参见第99页以下。
罗斯（J.Roth），快速的轮回（1932年），汉堡，1958年版，第83-84页，转引自，马格里斯，前引书，第17页。
对此，有些要点可参考，坎第安（A. Candian），意大利私法的新立法（1928年），现在收于：法学论文集，第1卷，帕多瓦，1931年版，第111-112页；里贝尔，民主体制与现代法，巴黎，1948年版，第17、31页；同一作者的，法的创造力量，巴黎，1955年版，第315-317页；阿斯卡雷里（T. Ascarelli），私法中法典的理念与解释的功能（1945），现在收于：比较法与解释问题研究，米兰，1952年版，第181-182页；同一作者，商法的历史发展与统一的意义，载于：意大利法学杂志，1952—1953年合辑，第36-37页，第43页以下。
特别可参考阿斯卡雷里，前引文，私法中法典的理念与解释的功能，第181页。
特别可参考科帕·朱卡里（P. Coppa-Zuccari），单行法与区域法，载于：论文，第1卷，莫德那，1915年版，第80页以下。参见古埃里（V. Gueli），单行法与法律体系，米兰，1942年版，第45页以下。
参见卡尔内里第（F. Carnelitti），
刑法中的平等（1935年），现在收于：关于法的论述，帕多瓦，1937年版，第138页；同一作者，法律的危机，前引书，第169页以下；德·奥那特（F. Lopez de Onate），法的确定性，由阿斯杜第（G. Astuti）编辑，附有科尔萨勒（M. Corsale）的附录，米兰，1968年版，第71-72页；卡拉曼德雷（P. Calamandrei），法的确定性与学术的责任（1942年），现在收于：民事诉讼研究，第5卷，帕多瓦，1947年版，第95页；杰莫洛（A. C. Jemolo），现代国家的危机，载于前引：法的危机，第120页；阿洛里奥，前引书，法在意大利的发展历程，第6页以下；阿拉拉（M.Allara），现行法中的过量的规范，载于：
民事诉讼法季刊，1959年卷，第238页以下；雷西略（P. Rescigno），意大利私法教科书（第3版），那不勒斯，1977年版，第95页。
费拉拉（F. Ferrara）的论著则具有罕见的历史感。参见氏著，由战争所造成的法律民事关系上的影响（1915年），现在收于法学文集，第1卷，米兰，1954年版，第33-63页；战争法与和平法（1918年），出处同前，第64-105页。在这后一篇论文中（第71页），费拉拉将战争时期出现的法律概括为四种类型：1、战争的特别规定；2、由于战争而出现的共同法的原则；3、新法的萌芽；4、用来恢复战后关系的，特别是用来在将来规范由于战争冲突而产生的继承问题的特别原则。
尼科洛（R.Nicolò），“民法典”的词条，载于：法学百科全书，第7卷，米兰，1960年版，第245页。与此相同的评价可参见，雷西略，论法典的修改：民法典，抽印本，载于：费拉拉科学院文集，第420卷，1964-1965年合辑，费拉拉，1967年版，特别是第11页以下。在其中指出，承认的企业的类型“恰恰对应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也即从一个农业经济占据优势地位，并且只有一个阶级涉足产业的经济向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并且有更多的阶级来涉足产业活动的阶段的过渡”。也可参考，阿斯卡雷里，商法教程：导论（第2版），米兰，1955年版，第86页以下。
参见克罗齐（B.Croce），1871到1915年的意大利历史（第2版），巴里，1928年版，第44页以下。
对此参见克里萨弗里（V.Crisafulli）的透彻的研究，参见氏著，
宪法与它的原则规定，米兰，1952年版，特别是27页以下，51页以下（一般原则与计划规范）。
关于计划法律中的目的的重要意义，参考普雷第耶里（A. Predieri），计划化与
宪法，米兰，1963年，第303-312页。
参见卡普格拉西（G.Capograssi），当代法的模糊性，载于：法的危机，前引书，特别是第25-26页；马提乌（V.Mathieu），革命的希望，米兰，1972年版，第123页以下。
特别可参考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前引书，第64页以下；同一作者，自由宪章，以“自由社会”为书名的意大利文译本，弗罗伦萨，1969年版，第179页。
参见，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前引书，第66页。
参见阿洛里奥，前引书，第8页。
参见瓦萨里（F.Vassalli），法学家在拟订法律中的使命（1950年），现在收于：法学文集，第3部，第2卷，米兰，1960年版，第741-741页。
哈耶克，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载于：自由丛书，第4卷，1967年，注释11，第28-55页；对此也可参见波比奥（N. Bobbio），法的激励功能，现在收于：从结构到功能，米兰，1977年，第22-23页；以及同一作者的：广义二分法在法的理论中的运用，载于：格罗索纪念（Studi Grosso），第4卷，都灵，1971年版，第615-6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