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法律体系如何适应WTO规则-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1980年代中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鼓励资产证券化的法案，为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证券化技术开始应用于抵押贷款以外的各种资产，涉及的领域包括租赁、消费、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市政建设和基础实施、社会福利和保障等。进入90年代，在克林顿政府一系列优惠政策和国会立法的鼓励和刺激下，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迅速。从1992年起，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支持的证券市场余额合计仅次于国债余额，成为美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金融和投资产品。在国际投资银行的推动下，资产证券化技术很快在欧洲等发达地区得到普及。由于亚洲国家过去多以银行作为融资中介，资产证券化一直未得到发展。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为国际投资在亚洲推广资产证券化创造了有利时机。有的国家已进行了相关的立法，推动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中国期货法律制度长期严重匮乏。期货交易是风险最大的交易方式。没有法律调整，便无科学的期货市场管理制度，也就无法发挥期货市场应有功能。中国对期货市场的调整主要是通过下发《通知》的方式进行的。这是中国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功能发挥得不理想的重要原因。这种监管模式导致中国期货市场出现十分混乱的情况。欺诈客户、操纵市场的情况时有发生。
　　总的来看，加入WTO，中国金融立法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由于国际金融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市场，连传统国家权力对之都无能为力，因而中国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加强金融立法，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法律体系便是一项重大课题，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四、遏止金融权力腐败，实现金融法治化
　　金融资源无疑是稀缺资源。金融是体制转换的交汇点，也是法律政策滞后点。金融成了权钱交易的要害，多年来，中国金融权力腐败极其严重。公共权力作为异化的权力资本进入市场，发生癌变。权力资本在金融市场中肆意扩张，恶性膨胀，瓜分经济利益，阻碍市场经济的完善。金融成了寻租活动的温床。从1980年代到1990 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以非常速度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富豪。有些农民一无所有，但在短时间内令人瞠目结舌地成为“农民企业家”。“空手道”高手转眼间可以成为“大款”、巨富。有一大批巨富的发迹既不是通过计划调拨，也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既不同于计划体制，又不同于规范化市场的资源配置系统，这个资源配置系统是通过寻租、通过“关系网”、通过权钱交易、权力参与资源分配的系统。金融资源、金融权力在这个配置系统中成了砝码和枢纽。
　　掌握金融资源配置大权的金融机构是经济犯罪案件的多发地带。金融犯罪十分猖獗。金融机构犯罪案件之多，行业风气之败坏，令人触目惊心，人们戏称其为“钱老大”；人们将为取得贷款进行的种种行贿活动，称之为“全国人民做银行”。我们举几例。199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对10家金融机构处理情况的通报，这10家金融机构被处理的原因是“违反约法三章，扰乱金融秩序”。1995年深圳市处理了两起特大金融犯罪案件：一起是深圳市建设银行福田支行国际业务部外汇综合会计梁健云，其犯罪数额达1900万元港币和80万美元；另一起是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东门行金城管理处主管会计郭曼鹏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798万多元。1995年山西临汾地区挖出一起系列特大受贿案，该地区建设银行行长梁天荣以及其他60多名金融系统及企业工作人员牵涉于内。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更是一个腐败的典型。他在担任行长的两年时间里，先后多次收受贿赂计港币148万元，人民币63万元。1991年8月3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高森祥进行了公开审判：依法判处死刑。据《南方周末》1996年10月25日登载的《一个金融”独立王国”的内幕》一文披露，中国银行湖北分行蒲圻市支行，这个多年来悬挂着红色招牌、被众多新闻传媒争相报道的“先进典型”，竟是以行长熊学斌为首的一伙金融蛀虫为所欲为、大肆贪污挪用公款的“独立王国”，副行长刘晓琴、信贷科长魏建新和会计科长李俊峰等十余人均参与其中，结成了号称“三驾马车”、“两个吹鼓手”、“两个打手”和“四个干儿子”的内部政治。案发后查实，该行到1995年案发时为止的账目，已经多次被篡改，完全失去真实性。海南发展银行成立时合并的5家信托公司，有4家是无证经营，支付困难；后来接管的28家城市信用社，大多已陷入支付危机。但地方政府把它作为解决海南众多金融机构因泡沫经济的破灭而可能破产的一种手段，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实现“强弱合并”，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自主经营的企业，让其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去自主发展，这从根本上注定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命运，最终是弱的无法救起，强的也跟着衰败。就在海南发展银行被关闭的前几个月，中央银行还极力加以挽救，一项主要挽救措施是给海南发展银行放了30多亿临时贷款资金。这笔资金本来是严格规定用以支付到期的储户存款，但主要负责人无视法律权威，滥用权力，将一半资金挪作他用，其中很大一部分仍以各种名目借给自己的关系户，致使中央银行力图进行的最后一次挽救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