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保护妇女和胎儿、婴儿合法权益。女方在上述期间内，身体上精神上有一定负担，尤其是胎儿、婴儿需要特殊保护，如果允许男方提出离婚势必影响母亲的身心健康，甚至连带地影响胎儿、婴儿的健康。并考量目前离婚率日见攀升，新婚三年内离婚尤其严重的事实，因此，立法规定在上述期间内限制男方提出离婚具有重要的利益。
立法在设计“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的例外条款的情况下，禁止男子于女方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的特定时期不得提出离婚，它符合女方在身心上对丈夫具有合乎情理的依赖及胎儿、婴儿健康生长的基于普通人性的要求，立法措施与保护妇女和胎儿、婴儿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间具有实质关联。
因此，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四十五条能够通过中度审查基准的检验，差别程度合乎比例，因而具有合理性。
五、代结语
综上分析可见，我国新近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采取种种对女性的优惠性保护措施，以创造女性与男子实际上平等的条件，是体现正义精神的实质平等，也就是具有为
宪法所允许的差别对待的正当性依据。换句话说，这种女性优惠性待遇就是符合实质正义的“不平等”[9](182)，其本质仍是性别平等而不是男女有别。
涉及优惠性差别待遇的
宪法判断，必须结合具体的事案，对平等权的法理与规范予以精入透微的探究，厘清和确定平等权符合
宪法精神的判准与依据，并最终进行合宪性判断。就本文的平等权立法事例而言，首先对平等权进行解释，探究其是否具有能够将“优惠条款”涵摄进去的法理和规范依据；其次根据社会生活经验，来探究具体事物中隐藏的“事物本质”是否为女性优惠待遇提供了正当性依据；最后适用不同的基准分别对优惠待遇进行差别程度是否合理的检验。
【注释】 值得指出的是，本条的内容已早于1980年《
婚姻法》第
三十四条中规定。但在此的重申无疑更加突出强调了保障妇女实质平等的新理念。
自亚里斯多德时起，人们习惯将正义区分为平均正义与分配正义，前者被理解为支配私人关系，尤其是契约当事人间关系的正义，后者被理解为全体对个人，尤其是国家与人民关系的指导理念。分配正义即是平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