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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全球都会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是继续维持现有的硬性框架，让自由竞争的激流在其中形成一片又一片湍急的漩涡，还是建立某种多样化的弹性结构，使翻腾的洪水能够得到因势利导、分流以及趋于和缓？也就说，中国能否推动政治改革、建构民主法治的新秩序、实现体制转型软着陆，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全球性课题。解决这个课题，要靠在座的各位群策群力。因为你们是中国真正的精英，应该意识这一点，去承担这样的重大责任。
谢谢大家。
■问答部分
问１：从历史来看，中国老百姓对合法性没有什么意识，这个怎么解决？季先生，谈到官僚问题，可能是公民的意识问题，可能是体制外的问题。这个怎么看。
季卫东：你提到关于合法性的公民意识的问题。什么是合法性？未必仅仅是认同感和秩序，与利益之争的正当性也有关系。我们看到中国是有利益之争的。我们中国的公民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很有意识的。如果通过制度渠道来追求利益，对自己的主张提出规范根据来，就转换成合法性问题。
至于公民是否具有关于合法性的知识，其实我们只要去农村走走，只要看看村民选举以及上访的实际情况，就知道，即使最基层的群众也清楚自己的利益或者权利在哪里。他们会比干部甚至大学生更清楚自己有什么权利，那些法律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如果我们给他一个机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就会有理有据地进行正当化的论证，就会表现出合法性意识。
至于官僚的问题是不是涉及到体制，那要看公民能不能对干部进行监督，通过法律手段防止权力被滥用，从而维护自己应得的利益。如果不行，官僚胡作非为的问题就与体制有关，不是体制外的。如果我们把问题还原到这个层面，民主能找到切实的根据，公民也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来维护秩序的合法性。
问2：日本的腐败您很清楚，如何看待结构性的腐败。如果透明化，民众和政府较真了，日本怎么看待？中国，民众应该选择程序上争斗，还是选择无诉讼的状况？
季卫东：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只有在一个比较均质的社会才能实现民主，所以民主的前提条件是平等。当社会很不平衡、缺乏均质性，当现实不能达到比较平等的水准时，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来保障在一定条件下的平等性，强者与弱者至少在法律装备上应该是对等的，至少存在制衡的手段和机会。所以我认为民众应该选择在公正的程序中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选择无诉讼、息事宁人的态度，那就等于做任人宰
割的羔羊。如果选择法律程序之外的非正式的解决，很容易导致被事实上的力量对比关系所左右的结局，或者逼得兔子急了咬人，引起暴力冲突。在农村强调权利保障问题，不是强调你争我夺，而是强调所有的正当诉求都有平等表达的机会，所有的合法利益都能得到制度化保障。
至于日本的腐败问题以及怎么预防和治疗腐败的方式。我们知道，日本的确存在“金权政治”的说法，一些政客与财界的勾结和腐败也很严重。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法治国家对腐败的追究和制裁是很严厉的。日本检察厅可以逮捕田中角荣总理，或者金丸信副总理，追究这样顶层政治人物的渎职行为，可见日本的法律是起作用的。另外也要看到，其实日本的问题主要出在政界，行政部门很少见，所以腐
败程度还是很有限的，拿公务员制度以及官僚操守进行国际比较，日本的情况很廉洁、有效率。比如企业请高级官僚打场高尔夫、吃顿每人5万日元的盛宴，就有可能被新闻披露，甚至被追究责任。但在中国，这样的事情算什么？总之，日本的民众还是很较真的。另外，日本还提出要进一步改革行政制度，清除结构性腐败，这些举措我们都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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