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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最小代价获取民主化的最大成果——探讨中国政治改革软着陆的制度设计

  我提请大家注意日本政治学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即“一个半政党制”。这个说法是一个叫冈义达的评论家在1958年提出的,能充分反映战后日本政治的五五年体制的本质特征。顺便说明一下,日本政治“五五年体制”的说法出自著名的政治学者升味准之辅,指自1955年保守合同起,自民党长期执政达三十八年,与最大在野党社会党共同主导政局。日本社会党与其他政党加起来议席数只有自民党议席数的一半,不具备夺取政权的实力,只相当于半个政党。所以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但那相当于“半个政党”的在野党派,虽然没有能力夺取权力,但却有足够的能量通过选举运动和民意支持率变化对自民党施加正当性压力。这样的经验对我们考虑今后政党制度的改革很有启迪。
  另外,日本自民党内部模拟多党制的作用、实现组织结构弹性,通过派阀政治保持多样化与整合化的平衡的经验,也可供参考。日本自民党内一直存在8个派阀,中国共产党外一直存在8个民主党派,两者可有一比,很有趣。日本自民党内的8个派阀并非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分化组合,很有些纵横捭阖,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派阀政治。在那里,政策主张是多样化的,接近多党制的政策竞争机制。但因为同属一党,所以不同的意见比较容易沟通协调。但是,真正要模拟多党制的活动,光有派阀政治是不够的,还需要外部压力,否则就容易出现黑箱操作、密室交易、结构性腐败不断蔓延的局面。在这里,自民党以外的那“半个政党”以及选举投票就起作用了。除了“半个政党”的外部竞争外,还有一个因素也至关重要,这就是独立自主的公务员制度。也就是说,不受政治讨价还价左右的行政官僚制度,加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半个政党”在野势力,画出了一党长期执政的权力疆界,为政治腐败构筑了两道防火墙。只有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才能在相当程度上模拟多党制的机制。
  但是,自民党执政时期过长,那“半个政党”的在野势力就越来越没有干劲了,越来越失去制衡的力量;与此同时,行政官僚也逐步产生对执政党的政策依赖感,与有力政治家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在这样的状况形成后,“一个半政党”加派阀政治的格局就逐步变质,结构性腐败开始蔓延,民众失望之余开始对政党政治产生厌恶,于是无党无派的选民群体陡然增大,他们的易变性投票行动对政局开始产生深远影响。以前无党派群体的涨落与自民党的支持率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但从1991年起,上层的渎职丑闻导致自民党支持率下降的幅度与无党派群体的增长幅度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此起彼伏的变化越来越剧烈。最后在1993年引发政治大地震,自民党第一次在大选中惨败,政权易手,党派大洗牌。后来自民党通过联合政府的方式重新执政,到小泉内阁时期特别注意争取无党派群体,使自民党的支持率有明显回升,并以民意为杠杆调动各个派阀的力量、推行结构的根本性改革。
  我们能否借鉴日本“一个半政党制”和党内派阀政治的经验?有没有比这更好的选项?能不能找到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最佳组合,或者最佳设计方案?这是我们现在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回到最初的设问,怎样才能减少政治改革的代价?怎样才能以社会的最小代价获取民主化的最大成果?
  无论制度设计如何,在政治改革中要减少社会代价,首先必须防止出现权力真空,防止各种政治机关的角色错位引起混乱。这个从日本的经验看,自民党长期执政后,虽然良好的公务员制度是其能模拟多党制的关键。前面已经提到,一党执政时间过长,就会出现行政官僚逐步受制于政客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在日本出现了,欧美也有类似问题,比如在法国、意大利。这样情形会影响到政治改革。在1993年日本自民党突然下台后,出现了政府机构不知道如果实施行政举措,新的执政党议员不知如何运用官僚组织的混乱局面。政治改革后党政关系突然发生很大变化,两者之间协调变得很困难。为此必须未雨绸缪,现在我们加强学习型政府的建设,通过党政分离让行政部门独立自主地直接面对社会诉求,就是很好的应对之策。另外,政治改革中很容易出现的权力真空,在相当程度上还要要靠司法权来填补。这注定了尽早建构成熟的法律人共同体的重要性,也意味着在座的各位大有可为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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