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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鲁奇教授的加入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使工作变得顺利多了。他的拉丁文水平如此之高，以致可以一边看着拉丁文本一边用意大利文读（翻译）出来。我要做的只是看着自己的汉语译文，在心中将其译为意大利文，看是否与贝教授所念的意大利文相符合就可以了。在很多情况下，这二者令人愉快地相互符合，但一旦不符合，纪博士就会将我的汉语译文回译为意大利文，由贝教授看着拉丁文本重新审查。在校对中，他们两个经常就一些我还没有掌握的拉丁语的语法现象争论一番，在互相不能说服的时候，他们会搬出一堆工具书来解决问题。每逢此时，我就感觉自己的拉丁语简直就是小儿科，也每每暗暗发誓要在日后提高拉丁文水平。
在进行这一轮校对的时候，我的博士学业已经快结束了。长时间的异域留学生活，远离妻子和父母的漂泊，使我下定决心在结束博士学业后立即回国，时间就定在2005年5月中旬。这项安排同时就意味着必须在我回国之前彻底结束第48卷的校对工作。时间顿时紧张起来，贝教授与纪博士非常罕见地改变了意大利人星期日不工作的近乎神圣的习惯，与我一起加班加点赶进度。两个意大利人也被我“中国化”了。就这样，第48卷的校对在2005年4月底结束了。与此同时，我也交出了博士论文，等待答辩。两座大山下了肩，我吹着口哨开始收拾行囊。
此时，我终于可以在我的记事本的“待办事项”中勾去“48卷的翻译”这一项目——它已经在记事本上存在了5年的时间。但是这轻轻的一笔，怎能抹去我的翻译中的酸甜苦辣，又怎么能够表达这项译事中各位合作者的高情厚谊？为此，我写下了前面这段絮絮叨叨的话，以纪念这段经历，以感谢那些高尚的无私的合作者。
但是，除了上面提到名字的人之外，还有很多的人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这些年来，费安玲老师对我提供了许多雪中送炭一般的帮助，其人之侠义，让我感佩。我国内的同门师兄徐涤宇博士，其人有古君子之风，在我留学期间对我和我的家庭的关心和照顾无微不至，解除了我的许多后顾之忧。在罗马，我的师兄ANTONIO SACCOCCIO，MASSIMILIANO VINCI，小师妹EMANUELA CALORI，认真对待我在翻译中提出的任何问题，真正是“小叩则发大鸣”，他们对知识的谦虚、认真和虔敬常让我肃然起敬。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我的妻子张虹。虽然我已经发誓并且许愿要写很多很多的书献给她，但是，我还是要说，若没有她的理解和支持，别提计划中的那些著作，就连48卷的翻译，我也做不下来。
最后还要明确指出的是，虽然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很多人的学术上的支持与协助，但是，对于翻译中存在的任何错误与疏漏，由我个人来承担一切责任。在送交出版之前，我又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自己重新校阅了一次译文，所以现在的文本代表了我的对原始文本的认识与理解所能够达到的水平。
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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