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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与贸易的大发展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信用基础上，否则将面临很大的道德风险。儒教提倡“信”，但这只是一种道德义务，并不是法律义务，没有强制性，没有对背信行为的可靠处罚手段，中国历史上一直缺乏信用保障机制，因此，商业与贸易在中国社会历来是很难得到大发展的。由于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作支撑，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欺骗是难以避免的。儒教不反省自己说教失败的原因，反而攻击“无商不奸”，对商业进行打压、抑制、歧视，为了减少商业带来的道德风险，他连商业的好处也不要了。
赤裸裸的暴力对统治者并不有利，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过于紧张，不用多久，人民就会忍无可忍，起来造反。秦朝焚书坑儒，以法家思想治国，迅速灭亡，就是例证。汉朝吸取教训，抬出儒教僵尸，内行法家霸道，外挂儒家王道。儒教使老虎稍稍减去一点野性，同时增强了奴隶的忍耐能力，于是就延长了专制王朝的寿命，但也只是延长寿命而已。
儒士从未形成对皇权的抗衡力量，或许他们也从未想要这样过。他们一直跪在皇帝脚下，恳求皇帝不要过于残暴。就象一只自以为很聪明、拥有道德优势的羊跑到狼面前，请求狼不要吃掉这群羊，大讲狼羊的共同利益，他说：如果你吃得太厉害，那么你也得饿死了，羊犹水也，君犹舟也，羊能载舟，亦能覆舟。当狼吃掉几只羊时，他会如视无睹，他会说这是自然合理的，狼也要生存，况且如果没有这只披着羊皮的狼管着这群羊，那羊群就要乱套了。
人们怎能指望儒教来抑制专制的残暴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专制的一部分，它是专制的理论基础、道德外衣。在提倡圣人治国的国度，圣人君子却缪若辰星，并不比不提倡圣人治国更多圣人君子，或许恰恰相反。
专制叫人不要思考，不敢思考，儒教令人不想思考，无须思考。国民只要服从、接受和劳作，其它都由统治者代表决定，由儒生代为思考了。由于专断本性使然，专制统治者常常会干一些蠢事，发表一些谬论，因此他们惧怕真理以及信仰真理、坚持真理的人。专制的本质是与真理不相容的，即使他错了，你也不能说他错了，即使他没穿衣服，你也要说他的衣服真好看。为了掩盖愚蠢，为了小集团利益，专制统治者必然要求尽量降低人们的心智，要求人们不要思考，不要怀疑，而儒教在这方面是出谋划策，尽力为君者讳，为尊者讳。专制国是没有真正的历史的，因为统治者总是想方设法掩盖真相，历史就是胜利者按照愚民的要求书写的。
教育的落后与儒教有很大关系，儒教的教育是为专制服务的，为专制输送一些教徒作为官吏。对草民他们是不屑的，儒教可能认为民众是不配接受教育，无须接受教育的，有教无类跟草民是没什么关系的，牛马就要永远在田里劳作，是不用诗书不用识字的，儒教徒已经代表大家读书识字了。如果大家都跟儒生一样一心只读圣贤书，那谁去种田来养活那些食俸禄阶层呢？如果牛马都成了老虎，那老虎吃什么呢？这是儒教徒无法想象的，儒教徒认为总得上智下愚，总得有人做老虎，有人做牛马，这样才不会乱套。如果说儒教徒不是有意垄断教育资源和入仕机会，那我们也未见儒教徒对普及教育提出过什么见解，采取过切实的行动。其实，儒教徒对民众的素质和教育并不关心，他们只想努力维持专制的秩序和既得利益，任何可能破坏这种秩序的思想、变革、技术进步，都会被他们视为异端，从这点看，儒教和专制都是反动的，他们都是社会进步的障碍。
专制与儒教共同压制着国民财富增长的要素，生产的不发达导致人民的穷困。为了让人民安于贫困，儒教刨制了一套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理论。仿佛越穷越高尚，越穷越有助于保持人的道德、良心。它说仓禀足而知礼节，它又说饱暖思淫欲，这其实都是人的本性，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儒生会如何选择呢？与其整日思淫欲，想一些非其本分的事情，儒生的选择是倒不如不要饱暖了，他们最害怕出乱子了，在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里比在一个共同富裕或贫富分化的社会里更易于实现儒生的理想，贫困比富裕更适于儒生修身养性，贫困也比富裕更适于专制。专制使人不能富裕，儒教叫人安于不富裕。专制使人不自由，儒教叫人安于不自由，以顺从、忍辱、苟活为乐。
儒生大都复古、尊古，没有创新、改革的动力和愿望。当一个社会无法摆脱贫穷又安于贫穷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没什么希望了。就象一个穷人，本身没有致富的能力，又安于现状，那么他是永远也不会富裕起来的。贫穷的社会没有什么需求，对技术也就没什么需求，清贫的生活只需简单低级的技术和勤劳就能达到，不需要多大创造和创新。
儒教以农为本，农排在士之后，在工、商之前，似乎只有农民才创造财富。专制与小农经济特别是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经济是有关系的，种植水稻，农民必须终年劳作，无暇参与政治、军事操练、思考日常生计以外的问题。人民从未想出如何摆脱奴役的方法，他们也没有这个知识和能力，他们要忙于生计，又没有文化，没有闲暇，没有智慧，唯一有点文化和闲暇的儒生却不是满足于这种与虎共食的生活，就是束手无策，等待天公重抖擞，换一个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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