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转股作为已经得到政策肯定并已实际操作的不良资产处置模式起码尚存的缺陷有：商业银行持股的合法性；银行作为股东的权益的保护；股权回购协议的效力等。资产支持证券模式在处置不良资产的国际实践中广为使用，但在特殊目的公司的经营地位、证券发行许可、破产隔离与其他债权人利益保护、信用增级的法律模式等方面，我国商业银行是没有完全的信心的。其他诸如发行可转换债券、建立不良资产处置投资基金等模式无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灰色区域，尽快对此作出法律上的规范显得十分迫切。
（五）建立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捷径
根据现有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回收资产时，享受债权转让、诉讼时效中断、减交诉讼费等方面的法律优待，事实上这些以及如简化诉讼程序、提高执行力度之类的便捷应当适用于包括商业银行自己持有的不良资产的全部。不良资产出售和重组过程中的审批、过户手续、税收方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合理性，应当作出专门的规定，减让对不良资产的法律管制3。
（六）坚持金融法制转型的审慎原则
目前，我国处在根据WTO金融服务协议逐渐调整金融法制的时期，调整的目标显然是国民待遇、规则透明和市场自由，调整的结果是取消对外资银行的限制，但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负担和历史包袱在短时期内显然是去不掉的。要想在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持续提升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必须坚持：首先，废止那些赋予外资银行超国民待遇的法规；其次，尊重商业银行传统业务模式的合法性，司法行为要减少随意性，更要避免以“接轨”和“公平”为名加重银行责任的审判倾向；复次，完善监管各种融资工具的法规，防止外资银行在国内发生不良资产和向国内转嫁资产风险，同时，要为利用外资银行处理现有不良资产提供法律手段；再次，在处置不良资产的同时，要尽快完善处置不良金融机构的法规。近期颁布的《
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和《
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审慎而务实的立法原则，有利于不良资产问题的解决。
（七）寻求政府支持
从国际上的实践看，一旦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最终都要依靠政府动用公共资金进行援助，将损失逐步向社会摊销。所以，良好的法律环境、适当的法律手段不是化解不良资产风险的最终凭借，但只有依赖于完备的金融法制，才能确保不良资产化解过程的平稳进行，金融和法律界应当对此给予充分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