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重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思考
王春婕
【摘要】全球化正在引导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律变革运动，商法重构正成为新世纪法律变革最普遍的实践。商法重构与全球化互动发展已构成鲜明的时代特征，我国商法也应顺应时代潮流，适时重构。应当重塑品格，实现从“个性”向“共性”的转换；重构规范，实现从“规范无力”向“规范有效”的转换；建构理性体系，实现从“无序发展”向“有序发展”的转换。
【关键词】全球化；商法重构；商法品格；商法规范；商法体系
【全文】
入世后，我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我国商法作为市场规则的承载者，同样不能回避一个最具挑战性的世纪问题：面对全球化，我国商法应如何回应？应当看到，由于传统和计划因素的双重影响，我国商法无论在观念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均不发达，在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随着我国的入世将日益凸现和加剧。因此，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适时而适当地重构我国的商法体系和规则，已成为我国法律变革之重要环节。
商法变革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涉及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本文以全球化为背景，探讨全球化对商法的一般影响，进而分析我国商法的现状，并对我国商法重构中品格塑造、规范设计、体系建构等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一、全球化对商法的一般影响
（一）法律制度的趋同化
所谓法律制度的趋同化，是指调整相同类型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趋于一致，既包括不同国家的国内法趋于一致，也包括国内法与国际法趋于一致。严格地讲，商法的趋同化并非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早在1957年，英国的施米托夫就针对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商法国际化”现象指出：“我们正在重新发现商法的国际法，国际法—国内法—国际法这个发展圈子已经完成。各地商法发展的总趋势是摆脱国内法的限制，朝着国际贸易法这个普遍性和国际性概念发展。”[1]可见，在“全球化”概念产生之前，人们已经发现了商法发展的新动向———非国内化，跨国统一的新商人法的产生。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市场经济的同质进程加速推进，那些促成新商人法产生的原因，在全球化背景下更趋明显，国际商事活动“非国内化”现象正融入全球化趋势，商法的趋同化趋势亦日益加强，并构成“法律全球化”实践中最突出的一部分。
首先，商法统一实体规则的迅速扩张。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层面的立法不断扩大其调整范围，将原本属于国内法调整的事项纳入其视野，导致国内法被国际层面的法律制度替代或整合，并产生全球相对统一的法律制度.[2]主要成果包括：（1）国际商事公约。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1974年《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88年《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和1991年《联合国国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公约》；联合国贸发会议的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1983年《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1988年《国际金融租赁公约》和《国际保付代理公约》等。从实际运用情况看，上述统一立法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3]（2）示范法与国际标准合同。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1985年《商业仲裁示范法》、1996年《电子商务示范法》；再如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199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国际商会的《国际代理示范合同》、《标准经销合同》、《代理标准合同（评论）》、1997年《国际销售示范合同》；此外还包括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制定的谷物买卖、成套设备和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示范合同；等等。示范法有效地补充了国际商事合同规则在某些领域的空白，[4]国际商业界制定标准合同的活动则最终导致国际商业惯例的形成。[5]（3）国际惯例。国际商会、国际法协会与国际海事委员会制定的贸易惯例具有适用普遍、影响广泛的特点。其中，国际商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被认为是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国际贸易惯例，《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也已为至少175个国家的银行采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