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将法律发展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地美士第时代、习惯法的时代和法典时代。（见该书第一章“古代法典”）；日本著名法学家惠积陈重也在《法律进化论》中认为法典法是成形法的高级阶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意义上的法典，当然的不包括英美进行的法律汇编模式的法典，如美国的统一商法典，因为在那里没有法典的基本技术，没有基本的法律概念以及由概念形成的严谨的法律体系。
梅利曼：《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33页。
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版，第9页。
坚持进行法典编纂的边沁对于法典有着比较深刻和理想化的理解，他认为法典必须具备满足四个条件：1）它必须是完整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提出十分充分的整套法律，以致无需用注释或判例的形式加以补充。2）在叙述其包含的法则时，必须使每一句话都达到最大可能的普遍性。3）这些法则必须以严格的逻辑顺序叙述出来。4）在叙述这些法则时必须使用严格一致的术语。《政府片论》“编者导言”，第51页。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52页。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修订版，第33-3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一卷，71页。法典之所以在大陆法系盛行并形成传统的原因，除了与大陆国家的理性哲学传统相关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划分，法典被认为是界定和维护私法领域的基本屏障，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法典能够保障民众享有充分的自治领域，并警惕防范公权力的侵害，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民法典被视为人民自由的圣经。
米健《现今中国民法典编纂借鉴德国民法典的若干思考》，载范健 等 主编《中德法律继受与法典编纂》，法律出版社，第14-18页。邵建东《中国继受德国民法的实际效果及历史功绩》，同上书，第32页。
我们必须敢于承认的是：自清末民初我们进行变法继受以来，大陆法系的私法传统已经为我们所吸收，那么实际上也就已经成了我们自己的传统，尽管这与中华民族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相比似乎比较年轻；但是，传统并不是以时间因素来加以判断取舍的。
商法源于中世纪的商人法，在主张商法独立的时候，必然会带来以身份进行区分对待的不良影响，而民商合一的观念有利于消除这种意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形势国家立法权。”另外还有第62、67条进一步具体规定了立法权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7条明确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权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