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福特这本书原来用牛皮纸装订而成，长十一又二分之一英寸，宽七又四分之三英寸，大约有270页。页码由布拉福特本人标注，但非常不精确。种种迹象表明，这本书原来并非是为了公开出版而写，作者只是想把它作为一部家族史传之自己的后代，使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世和父辈们的奋斗历程。但这并不妨碍这本书在其他亲人和朋友圈子中的广泛传阅，成为他们撰写北美早期殖民地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老布拉福特的外甥默顿（Nathaniel Morton）正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写成了后来流传甚广的《新英格兰回忆录》，这也几乎是有关新英格兰殖民历史的最早出版物，托克维尔在研究新英格兰历史或者说美国的起源时最为倚重的就是这本书。在《论美国民主》中，他还几乎全文抄录了“五月花号公约”的全部内容。然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大约1780年左右，这本书在英军入侵波士顿时从一个教会图书馆不翼而飞，再无踪迹。几十年后，由于偶然的机缘，人们在英国伦敦主教的教会图书馆中重新发现了这本书。这本书是如何从波士顿辗转来到英国伦敦的，有很多猜测和说法，但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在英军入侵波士顿期间，这本书作为战利品被掳至英国，一度几乎流落民间，后被一位识货的伦敦主教收藏，但没有予以编目，束之高阁。于是，一场马拉松式的索书运动就此展开。最后，又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外交和法律的努力，甚至惊动了两国的各级政要和英国女王后，这本书才于1897年由一个宗教法庭判给美国，并于同年由卸任的美国驻英国大使亲自护送回国，并在马萨诸塞州的州府波士顿举行了了极为隆重的庆祝仪式。在美国这个重视实务、少有文人的酸腐气的政治民族，这本书获得如此高的礼遇确为罕见，因为这事关美国的童年或者说起源。如今，这本书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州立图书馆中。
　　关于美国的立国基础，从这本小书中可略见一斑，其中最主要是就是宗教和商业。关于美国的宗教基础，德国的兰克以及美国的史学之父班克罗夫特都认为，加尔文才是美国的真正国父。其立论基础当然是基于美国早期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活动及其清教主义的宗教背景，正如本书栩栩如生地描述的那样。托克维尔更是认为，加尔文的清教主义不仅是一种宗教理论，更是一种政治理论，其中最具实质重要性的乃是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约法观念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民主的观念、习惯和操作规程。
　　此外，除了这种宗教动机，商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五月花上的这批殖民团来说，他们赴北美弗吉尼亚地界垦殖原本是经过英国伦敦一家名为“弗吉尼亚公司”的授权，而且与之签订有严格、详细的经济和约，规定了彼此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当乘客们抵达北美时，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五月花号航船驶出了弗吉尼亚的地界，这一意外在船上的乘客中引发了争执和骚乱。因为，船上不仅有原来避居荷兰来顿的虔诚的清教徒，而且也有一些所谓的“陌生人”，相比之下，他们来北美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讨一口饭吃，至于宗教上的追求，则非常淡漠，智识和道德水准也不及那些从荷兰辗转来北美的英国清教徒或“朝圣客”们。很显然，由于这一新的情况，他们原来与“弗吉尼亚公司”所签订的和约的效力就成了问题，因为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已经偏离出既定目的地几百英里。此外，船上的一些没有宗教追求的“陌生人”乃是原子式的个体，并不隶属于从荷兰社区来的那批朝圣团体，从而也不受这一避居荷兰的英国宗教团契及其约法习惯的管辖。也就是说，当五月花号航行至北美即将登陆时，他们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因为无论是与英国“弗吉尼亚公司”之间的经济和约，还是与上帝之间的宗教约法传统和习惯都不再有规范的效力。或者说，他们处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然而，如果他们登陆后各自作鸟兽散，不能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以共度难关，他们就无法在严寒、贫瘠的北美大陆生存下来。于是，经过反复和郑重的讨论协商，他们在船舱中签署了一份公约，此即后人所称的“五月花号公约”，并以此结成了一个世俗的公民政治体，成为美国政体发展的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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