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列举式立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印度、德国、意大利和我国的香港地区等，他们在土地征收法中均采用列举式限定了公共目的范畴。与采用一般原则规定的方法相比较，这种方式对征地的目的限制，显得更为严格，对政府机构征用土地的权力有切实的约束力。
此外，一些国家
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对公用征收征用必须依法律来进行。例如：荷兰
宪法第
13条规定：“如因公益所需而征用财产，须依照法律规定”；韩国宪法第
23条规定：“因公需要，对财产权需征收、使用或限制及由此付的补偿，均由法律规定”；印度
宪法第
31条规定：“国家不得征用现行法律所规定的有关土地限额以内的土地，以及这些土地上的或者依附于这些土地的房屋和建筑，除非该法律同时规定以不低于市价的价格进行赔偿”；埃及宪法第35条规定：“除非考虑到公益，并有法律依据和赔偿，否则不得收归国有”。
从上述国家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立法经验看，“公共利益”在普通法律上采用列举式立法模式是可行的。如果说我国现在还没有条件制定一部完整统一的《公益征收征用法》，在单项公益征收征用法律中，则完全可以先行推行列举式立法模式。我们在“公共利益”于普通法律上立法模式的主张，要点有三：
之一，从根本上看，我国必须采取列举式立法方式界定“公共利益”。在我国现行权力体制下，如果不依靠中央立法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作硬性规定，依靠地方政府的自律解决不了“公共利益”的滥用，依靠司法裁判也解决不了“公共利益”的滥用，只有全国人大立法方式才是切实可行的。不如此，
宪法“公共利益”规定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始终只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可望而不可及；不如此，
宪法“公共利益”规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始终只是自欺欺人之语。道理至为明显，毋须多言。
之二，由于实际生活的复杂多样性，采列举式立法例可能有挂万漏一之虞，可在列举式立法条款后加上一条“经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专门审议后认为是公共利益的”概括性条款。对这一条款的用语应十分缜密，要使动用这一条款有相当难度，需要相当层级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才具有此项权力，且形成决议属“一事一议”性质，不形成规则，对此后的征收用途认定不具有约束力。如此慎重，绝非多虑。如果对概括性条款的动用与效力不严加限制，地方国家机关会滥用这一条款，使这一条款形成“漏斗效应”，从而会把所有约束国家权力的努力化为乌有。
概括性条款中的“一事一议”，从理论上讲也具有标准紊乱和立法权吸收行政权的危险，但由于只是规则外的变例，概率极低，故在现实生活中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
之三，公益征用范围比公益征收更广，对相对人的可能损害也较轻，为保证行政效率，“公共利益”的立法模式似可采取概括式立法例。
（四）
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只要实际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还有两个非常大的难题，需要深入讨论。
之一，与现行
宪法另一规范的可能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