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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捷所进行的专题研究是探讨清末广州市民的集庙议事，这称得上是考察近代中国社会与国家的一个精细个案研究，同时也为研究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提供了一个有参考价值的区域性案例。在清末，广州各街区的公共事务，包括防火、防盗、治安、房屋改建、婚姻家庭纠纷、民刑案件、官民冲突以及各种突发事件等，都以集庙议事的方式议决处理，实际上已成为街区自治组织的一种特殊形式，绅商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官府也承认这种街区自治组织的地位，并通过这一基层自治组织维护秩序、征收捐税、宣达官府意图。值得注意的是，广州集庙议事并不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而是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渊源，这表明传统在广州城市和居民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⑿。贺跃夫认为晚清广州对城市社会控制发挥作用的非官方社会团体有四种类型，即街坊组织、商业行会、士绅结社、慈善及公益社团。这些非官方社团在广州地方社会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管理地方公共事务和地方自治方面的影响不可或缺⒀。邱捷和贺跃夫都指出，清末民初广州民间社会虽有明显发展，但还不能轻易断定其具有近代市民社会的特征。郭钦则以长沙为个案，论述了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区域特质和发展特点，他认为清末民初长沙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深受区域政治、政治因素和内陆城市特点的影响，呈现出保守与激进并存、新兴市民阶层力量较弱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历史传统的制约⒁。
清末民初由地方绅商创立的市民公社在苏州等地诞生，是反映近代中国民间社会发展演变的具体案例，因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但最早对苏州市民公社的研究主要还是从政治史的角度，论述市民公社的资产阶级性质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影响，并没有从“社会与国家”发展演变的视角进行分析⒂。不久之后，随着近代史学界对民间社会研究的重视，即开始有学者在新的理论框架下对市民公社展开研究。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一书中已由此角度论及苏州市民公社，阐明市民公社是一种按街区建立的基层自治组织，负责办理卫生、道路、保安等公共事务，对于促进晚清城市公共领域及民间社会性质的变化具有重要作用⒃。稍后，又有学者更进一步从“社会与国家”的理论角度切入，对市民公社进行了新的探讨。屠雪华明确指出：苏州市民公社并不是一般的城市基层自治组织，而是有着明显市民社会特征的市民基层团体⒄。李明认为，苏州市民公社的成立完成了对苏州城厢街区社会的整合，市民公社虽然受到国家的限制未能完全发展成为真正的“独立社会”，但其自治范围和权力仍然逐步扩张，公社成员的思想理念也逐渐更新，体现出明显的现代意义⒅。
民间社会各种形式的公共活动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是近些年来研究近代中国社会与国家受到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例如王笛对20世纪初的成都茶馆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他认为20世纪初的成都茶馆是市民的“自由世界”，既是休闲娱乐之地，也是市民当中各种人物，包括上层精英和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舞台。此时的茶馆已具有多重功能，是市民娱乐消闲和从事商业以及社会政治活动的公共活动空间，甚至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⒆。刘凤云也对清代的茶馆进行了综合论述，认为茶馆作为大众化的社会空间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茶馆带有街头文化的一些特征，所以它常常与代表下层民众的市井文化融为一体，而市井文化的娱乐性与消闲性亦在茶馆中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表现，成为纷繁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⒇。朱小田具体考察了近代江南乡镇的茶馆，阐明江南乡村的茶馆闲暇文化具体反映了乡村社会的运作过程及其特点，乡镇的茶馆是乡村市场之结点、社区政治之焦点、闲暇生活之热点所在[21]。
熊月之对清末民初上海私园的开放与上海民众公共活动空间的扩展进行了专题研究，他分析了张园、徐园、豫园、西园等私人园林对公众开放的原因与经过，阐明这些开放的私园是中西两种公共活动空间混合的产物，也是中西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果，对拓展市民公共活动空间产生了重要影响[22]。另外，熊月之还专门对清末民初上海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张园进行了个案考察，说明开放后的张园是集花园、茶馆、饭店、书场、剧院、会堂、照相馆、展览馆、体育场、游乐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场所。张园最为突出的特色在于它是各界民众集会、演说的主要场所，像张园这样的公共活动空间形成之后，对上海移民社会的整合、上海人意识的产生乃至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是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中十分独特的一个公共空间[23]。
李德英不仅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综合考察了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且还以民国时期的成都公园为个案进行了具体论证，说明公园已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期待之地，包括下至贫民、苦力、乞丐，上至达官贵人，民众团体和官方还利用公园这个公共空间举行集会。所以，公园是社会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的缩影[24]。戴海斌论述了北京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公园——中央公园从皇家禁地到市民公共空间的发展过程，以及与民初北京社会发展变迁的关系[25]。陈蕴茜研究了民国时期的中山公园，说明全国各地都出现中山公园建设运动，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公园和社会活动空间。中山公园不仅是娱乐休闲场所，而且是国家权力空间化与意识形态的载体，同时它作为民众活动空间又被再建构，特别是抗战时期成为民族主义象征空间。国民党正是藉由中山公园的独特空间，建构大众关于孙中山的社会记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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