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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的争议也是如此，大体上持有两种类似的不同观点，同时也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看法。持不同观点而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邓正来、萧功秦、杨念群、许纪霖等人，因张志东、闵杰的评述文章在这方面已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所以本文不再重复。比较而言，赞同借用市民社会理论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新探讨的学者似乎居多。这一部分学者相信，只要不是简单地步西方学者之后尘，从理论到理论地争论近代中国是否存在着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而是批判地参照和借鉴其理论方法，进行深入扎实的实证研究，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应该是不无裨益。一如章开沅先生所曾指出：“西方学者对于‘市民社会’、‘公众领域’的讨论，可以促使我们从固有的‘线索’、‘分期’、‘高潮’、‘事件’等空泛化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载体及其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③就后来的实际发展情况而言，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20世纪90年代初期，笔者也开始关注市民社会理论，但并没有过多地参与理论上的争论，而是尝试以“社会与国家”这一新的理论框架运用于近代中国商会研究之中。当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近代商会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当时的研究仍限于对商会的性质、特点、作用等问题的一般性论述，或者说仅仅只是就商会而研究商会，视野比较狭窄，需要有新的突破；二是西方学者(也包括中国学者)在讨论对近代中国是否存在着类似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时，仍缺乏实证性的历史关照，特别是较少注意到商会这种由当时十分活跃的新兴工商业者所组成的新式社团，尚不足以证明市民社会解释模式的效力。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笔者经过数年的探讨推出了近50万字的专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经过近10年的时间回头再看，这部拙著仍显得比较粗糙，还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缺陷。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因为是国内史学界较早提出“社会与国家”的理论分析框架，尤其是较早将其运用于实证性专题研究之中，所以仍受到一些关注。在此之前的1995年，马敏出版的专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也较早通过对近代绅商的考察和分析，就清末民初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提出了独到看法。有学者认为马敏的这部专著与拙著的出版，再加上王笛在《历史研究》杂志1996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标志着(国内)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正式展开”，特别是“通过对商会的具体考察，论证了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存在及其特点，他们的研究，超越了考察商会的性质和作用的一般套路，使人们从这个熟悉了多年的社会团体中，发现其内蕴着多种与欧洲资本主义曙光初现时相仿佛的社会因素。他们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不仅是历史学界，一些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者，当他们从历史上寻找曾经存在的市民社会时，多举近代商会为例。”④同时，还有学者将笔者和马敏两人称为中国学者研究近代市民社会的“商会派”和“实证派”代表⑤。
其实，我认为自己在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研究方面并无什么明显的建树，尤其是在市民社会理论的探讨方面谈不上有所贡献，只是较早地借鉴市民社会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与国家”这一研究近代商会的新理论框架，使商会史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同时也为以“社会与国家”的新理论架构探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具体问题率先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一尝试虽然不能说完全取得了成功，但却为后来相关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因此，我或许更看重的是拙著对推动市民社会从理论层面的争议到实证专题研究的开展所产生的微薄作用。因为继拙著出版之后，近代史学界不断出现运用“社会与国家”或者“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考察和分析中国近代历史上各方面具体问题的新成果，从而使市民社会研究在整体上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从理论争议转向专题研究的发展趋向，这对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
不无影响。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一个过去研究不够而又极为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简单地将国家只视为专政的工具，而忽略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还有其他更为丰富的内容。”⑥
回顾这10余年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社会与国家”研究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的启示。对于从西方引人的理论，如果能够持批判和借鉴的态度，审慎合理地加以改造利用，就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观照近代中国历史，进而得到一些新的认识。另外，对于西方新的理论我们一方面有厘清和辨析的必要，但另一方面还需要注意如何将这种理论恰当地运用于实际研究当中，不能停留于泛泛空论，后者或许更为重要。而在实际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环是不能简单地套用理论，避免有意无意地落于“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我们借鉴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总结提炼出自己的“社会与国家”理论框架，发现近代中国存在着与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所强调的社会与国家相对抗所不同的另一种互动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即是充分注意到中国与西方相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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