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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情形是集权体制的危险情形，集权体制的原则是道德，而中国的情形恰恰是道德沦丧，一些人什么都敢做，什么都能做，社会生活底线频频被突破。[26]权钱交易、腐败不公，以及权力与知识相勾结的精英，正在利用手中权力和资源，无所不用其极地盘剥大众和劫掠国家财产。法律是以一个社会的道德中线为标准的，在一个社会道德水平普遍滑坡的情况下，违法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缺乏宪政提供的法治秩序，民众只能依靠传统社会残存的社会平等观念和旧体制的内部压力机制，如内参、信访等，向高层倾诉痛苦，盼望青天出现。在一些地方，民众连这样的诉苦机制也被剥夺，极端的情况下，走向公然抗法甚至采取暴力。
从社会秩序的维持上看，短期采取铁碗，或者是“严打”，也许可以控制局势，维持稳定。但这样的代价是，阻塞了社会交流的通道，社会被分裂为相互隔膜和误解的群体，受压迫者更加敌视社会，各群体之间互不信任，这种社会表面稳定下的内部分裂很容易产生社会危机。值得注意的是，近来社会上有一种思潮，开始迷信“政治风水”，回忆黄炎培与毛泽东60年前谈论的“周期率”问题，这些大作发表在《北京日报》等党报上。[27]有人已经在给中国共产党算命，认为在世界全球化、信息多元化的时代，一个政党执政的最长年限是70余年。如此等等，是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产生了怀疑。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掌的国家政权毕竟不是封建王朝，只要中国共产党能重新扬起“宪政”旗帜，一定能在社会上取得广泛的共识，增强人民对执政党的信心，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三）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许多人认为，“宪政”就是“限政”，施行宪政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定被削弱。这是一种误解。现代政治离不开政党，宪政也是一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是一个7000万人的大党，凝聚了中国大多数的精英，有什么理由对自己信不过呢？除非共产党自己腐败。作为执政者来说，善于限制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很重要的，这不仅是执政规律和人民利益的需要，也是保护自己的需要。抑制腐败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制约执政者手中掌握的权力，让人民能够挑选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来执政，这些恰好是宪政所能提供的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执政近六十年来，由于没有明确宪政目标，党政一体，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经济事务相对单一，这种权力集中模式，能够上令下达、上呼下应。随着2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呈现多元化，包揽一切的体制，与变化了的经济基础已经不相适应。邓小平多次强调，加强党的领导，要使党的工作与政府的工作区分开来，“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28]“党要管党内纪律问题，法律范围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这是一个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29]邓小平指出的政治体制问题，其实就是宪政问题，推行宪政，可以避免共产党领导的削弱：党包办政府的工作，结果政府的一切错误也归结为党的错误，这是“最大的愚蠢！”[30]从社会现实上看，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舍去宪政，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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