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从
宪法的私法效力来看，学理亦称
宪法对第三人效力，即
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在私人之间，于何种范围、以何种方式具有拘束力的问题。理论上存有三种学说：一是直接效力说，认为
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可以直接适用于私法领域。二是
宪法对私法行为的无效理论，认为
宪法基本权利是针对国家权力而制定的，不能适用于对于私法关系中。三是间接效力说，认为
宪法基本权利是针对国家权力而制定的，并非为了私法关系而设，
宪法基本权利对私法的效力是通过私法的基本原则间接实现的。现今日、德诸国均以间接效力说为通说。[34]间接效力说的要义，在于
宪法基本准则系通过民法的基本原则等具有弹性的条款，来发挥效力，德国联邦法院创设的“一般人格权”，正是此学说的代表之作。因之，
宪法是无法在私法关系上直接发挥作用的。
其四，从宪法规范的特点来看，宪法规范的条文不采“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的逻辑结构，而仅是原则性、宣示性规范，因此其本身并不能就人格权保护提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尚须依靠民法对具体内容加以规范。
其五，从各国的经验上看，认为人格权属于
宪法性权利的一个必要条件都是允许公民进行
宪法诉讼，并配之以违宪审查制度。而我国没有违宪审查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因此
宪法救济的途径是不通的。有学者以所谓的德国法经验来佐证人格权属于
宪法性权利的观点，对此我们应否定之，实质上，《德国民法典》的经验则不能机械的照搬，因为虽然《德国民法典》没有对人格权做出详细规定，但是由于德国宪法对人格权保护有比较全面的规定，且德国有专门的
宪法法院，专注于人权、人格权方面的案件审理，因此不妨碍对人格权的司法保护。
所以，认为人格权只是
宪法权利、不能由民法规定的观点，表面上提高了人格权的地位，实际上则是将人格权架空，无法得到实际的保护。[35]在民法中对人格权进行规定，根本不能损及人格权的基本权利属性，此类似于财产权虽然是
宪法规定的人的基本权利，但根本无损民法对其规则作出具体规定。所以问题不在于民法可不可以规定人格权，而是在于民法的具体规定一定要依
宪法之精神，要保持人格权基本权利的属性。对于这种民法与
宪法保持有机联系的任务，具体人格权是无法完成的，只有“一般人格权”才揭示了人格权基本权利的抽象性的属性，以此为基础，即可保证人格权地位的基本性！
第四，人格权的内容真的无法确定与具体列举吗？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认为人格权只能抽象规定者亦不能否认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单纯的关于人格权抽象的规定并不能完成保护人格权的任务，在司法中必须以判例形式明确各种人格权益的保护界限、保护方法等——这实质上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对人格权具体的列举方式，这是人格权权利列举可能性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在于：以法国、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系属19世纪之典型法典，当时对人格权的要求并不深入，而随着世界范围内人权运动的再次兴起、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人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的尊严性存在需要他人的尊重，这种对人格权的诉求有力地推动了法律对人格权的认识，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法律实践，人格权的类型化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国法对人格权的保护侧重点虽然都有所不同，但其大体范围的一致性说明了将人格权加以具体列举的可行性。同时，这种列举并不是封闭，而是有“一般人格权”作为开放的工具。因此，人格权的权利（的立法）列举方式不仅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可行的。
第五，从人格权的权利化趋势来看，如果说19世纪的民法典是以对人格的伦理性价值进行“内蕴式”保护为特征的话，那么，20世纪各国民法典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逐步地）变对人格的伦理性价值的某些方面“内蕴式”的保护为“外在式”的权利保护，（部分）人格权被逐渐法定化。体现这一变化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法国民法典》。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根本没有任何体现人格权之处。但及至1970年，《法国民法典》第9条终于承认了“私生活权利”。随后，经1994年7月29日第94－653号法律，将《法国民法典》第二章改为“尊重人之身体”，其中第16条规定最起码保护人的两种权利：生命权和人格权。通过法国民法的规定可知，法国民法现在主要是以权利的角度来看待人格权，与1804年法典制定当时的立场已经有所不同。同时，该种人格权法定化倾向在其他国家也有所体现。1960年制定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被认为是体现了法国人改进民法典愿望的蓝本。[36]在第一编第一题第一章规定了“人格与内在于人格的权利”，其中第一节规定的是人格的归属，第二节规定的就是人格权。其在人格权一节，规定了24个条文，详细规定了各种人格权。此外，《意大利民法典》、《越南民法典》、加拿大魁北克州的民法典以及乌克兰民法典草案中，皆为对人格权法定化的规定。因此，“通观各国民法典立法中对人格权法的不同态度，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规律，这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法典对人格权越来越重视，在民法典的体系内部，给予人格权法的地位越来越高，空间越来越大。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对自身价值认识不断提高的结果，也是对尊重人权、重视人权保护的结论。这一点，对于中国制订民法典不无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37]
